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家工商总局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令
第1号



　　《保险公司营销服务部管理办法》已经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办公会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局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发布。
　　 主席 马永伟
局长 王众厚
二○○二年二月一日


　　保险公司营销服务部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对保险公司服务网点的管理，规范保险营销活动，维护保险市场秩序，保护被保险人合法权益，促进保险业稳步健康发展，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营销服务部是指经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派出机构（以下简称“保监办”）批准，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注册，由保险公司或者保险公司分支机构设立的对保险营销人员进行管理，为客户提供保险服务的机构。
　　未经批准，未经登记注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设立保险营销服务机构。
　　第三条 营销服务部的名称为××保险公司或者保险公司分支机构（全称）××营销服务部。
　　第四条 营销服务部由保险公司根据业务发展需要进行合理布局。保险公司或者保险公司分支机构不得在其营业区域范围外设立营销服务部。
　　第五条 设立营销服务部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主要负责人应当从事保险工作3年以上，并具备相应的组织管理能力；
（二）符合其职能的办公设备和人员；
（三）符合要求的固定场所。
　　第六条 申请设立营销服务部应当向保监办提交一式三份下列材料：
（一）设立营销服务部的申请文件；
　　（二）营销服务部申报表；
　　（三）营销服务部设立方案；
　　（四）内部管理制度；
　　（五）拟任职主要负责人简历及相关证明；
　　（六）办公场所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证明文件；
　　（七）中国保监会要求提交的其他资料。
　　第七条 营销服务部的营业范围：
　　（一）对营销员开展培训及日常管理；
　　（二）收取营销员代收的保险费、投保单等单证；
　　（三）分发保险公司签发的保险单、保险收据等相关单证；
　　（四）接受客户的咨询和投诉；
　　（五）经保险公司核保，营销服务部可以打印保单；
　　（六）经保险公司授权，营销服务部可以从事部分险种的查勘理赔。
　　第八条 设立营销服务部，或者变更名称、经营场所、主要负责人和营业范围的，应当由保险公司或者其分公司统一报经保监办批准，其中，申请设立或者变更名称时，应当提交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或者同意变更名称的证明文件。
　　第九条 保监办应当自受理之日起二十个工作日内做出批准或者不批准的决定。依法批准的，核发《保险营销服务许可证》。
　　第十条 营销服务部应当持《保险营销服务许可证》，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登记注册手续，领取营业执照后，方可从事保险服务业务。
　　《保险营销服务许可证》和营业执照正本应当悬挂在营销服务部营业场所的显著位置。
　　保险公司撤销营销服务部，应当在5个工作日内交回《保险营销服务许可证》，并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注销登记手续。
　　第十一条 对未经批准，未经登记注册，擅自设立营销服务机构，从事保险营销服务活动的，由保监办和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依法予以查处。
　　违反本办法涉及保监办批准事项规定的，保监办视其情节轻重对保险公司或者其分支机构给予警告，责令撤换负责人，依法予以罚款，直至收缴《保险营销服务许可证》。被收缴《保险营销服务许可证》的，应当依法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申请注销登记，逾期不办理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依法吊销其营业执照。
　　营销服务部违反工商行政管理其他规定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依法予以查处。
　　第十二条 保险公司在本办法实施以前设立的农村代办站所和寿险营销部等服务网点均应当按本办法规范。
　　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负责解释。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一个月后施行。


批捕在逃犯是否受追诉时效限制

陈汉高　曾爱军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黄某南（男，1972年3月29日，广东五华人）伙同黄某明、黄某任、黄某响、刘某发、刘某平、古某波、邹某科、何某敬（均已判刑）等人于1991年7月4日、6日在五华县龙村镇龙村圩寻衅滋事四次，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后以涉嫌寻衅滋事罪提请五华县检察院批准逮捕，经审查，五华县人民检察院于同年11月15日作出批准逮捕决定，因犯罪嫌疑人在逃而未执行逮捕，而其他同案犯则被法院判处不等刑期。2006年11月23日公安机关将犯罪嫌疑人缉拿归案，并于12月14日移送五华县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经审查，五华县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黄某南犯寻衅滋事罪向五华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法院审理后认为，根据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7条规定：“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以后，逃避侦查或审判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被告人虽经批捕，但一直在逃未能直接对其采取强制措施，按照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6条规定，法定最高刑为五年以上不满十年有期徒刑的（当时此罪最高刑期为7年），超过10年，为过追诉时效，此案已过15年，法院据此最终对本案作终止审理。

二、分歧意见

　　本案的争议点在于黄某南涉嫌寻衅滋事是否已过追诉时效，而其实质焦点在于，检察机关作出的批准逮捕决定是否属于采取强制措施之一。第一种意见认为，检察机关作出的批准逮捕决定属于采取的强制措施，此案不受追诉时效的限制。因为逮捕包括检察机关作出批准逮捕决定与公安机关执行逮捕两个相关的法律程序，当检察机关作出了批准逮捕决定时，公安机关就应当对犯罪嫌疑人执行逮捕。除非因犯罪嫌疑人在逃而无法捉拿归案导致逮捕无法执行。但无论是否对犯罪嫌疑人执行了逮捕，都属于刑事诉讼法规定的采取强制措施，并非要对犯罪嫌疑人执行了逮捕才算采取强制措施。采取强制措施的目的是为了防止犯罪嫌疑人逃避法律处罚，保障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第二种意见认为，采取强制措施是指对犯罪嫌疑人的自由进行限制。本案仅有检察机关的批准逮捕决定而没有公安机关的执行逮捕，并没有限制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自由，不属于采取强制措施，故受追诉时效的限制。
　　笔者同意第一种意见。所谓“强制措施”是指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拘传、刑事拘留、逮捕、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逮捕”一词具有双重词性，既可作名词也可作动词。作名词时包括检察机关作出的批捕决定和公安机关的对批捕的执行，作动词时专指对犯罪嫌疑人执行逮捕，是对其人身自由的一种限制。当认为“强制措施”中的“逮捕”包括检察机关批准逮捕决定时，它属于名词；当认为“逮捕”是指对犯罪嫌疑人实行的执行措施时，是属于动词。笔者认为，1979年刑法第77条规定的“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以后，逃避侦查或审判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中的“强制措施”应作名词理解。检察机关作出的批准逮捕是属于已采取强制措施，这可从如下方面去理解。

　　一，从旧刑法的立法思想、上下条文角度上看，采取强制措施包括批准逮捕。新旧刑法是一脉相承的，旧刑法（即1979年刑法）对追诉时效问题规定，被政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的不受追诉时效限制。而新刑法（1997年修订后刑法）发展了旧刑法，对不受追诉时效限制作了更宽大的规定：“在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立案侦查或者在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以后，逃避侦查或者审判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被害人在追诉期限内提出控告，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立案而不予立案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 第88条）新刑法的规定目的是为了防止犯罪分子利用追诉时效而逃避法律的惩处，最大限度地打击犯罪，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和维护社会稳定。两者的相同点都是对被公安司法机关采取了强制措施的，一定得追究刑事责任。若是被执行逮捕后再脱逃的，则还触犯另一罪名：脱逃罪，实行数罪并罚。（旧刑法第161条：“依法被逮捕、关押的犯罪分子脱逃的，除按其原犯罪行判处或者按其原判刑期执行外，加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以暴力、威胁方法犯前款罪的，处2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新刑法第316条。）故从这可看出，旧刑法的“采取强制措施”包括检察机关的批准逮捕。

　　二，从威慑力角度上看，批准逮捕后犯罪分子就处于公安司法机关的天罗地网中，其强制力、威慑力是显而易见的。根据逮捕的条件，作出批准逮捕决定即表明公安司法机关基本查清了犯罪分子的部分犯罪事实并要追究其刑事责任，此时，犯罪分子有义务接受侦查、起诉和审判。犯罪分子即使在逃，公安机关可以通过通缉、追逃等措施把犯罪分子缉拿归案，每一个公民也有义务将其送至公安司法机关。由此可见批准逮捕是具有强大的强制力的，目的是要断掉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的梦想。

　　三，从实务角度上看，若批准逮捕不属于采取强制措施势必助长犯罪。《中华人民共和国最新刑法实用全书》[1]中认为：“在实践中，有的犯罪分子为了逃避罪责，在司法机关对其采取强制措施以后，仍然逃避侦查或者审判，使司法机关不能行使追诉权。对此，如果仍然坚持追诉时效期限的限制，势必会使司法机关在同犯罪活动的斗争中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而且，逃避侦查或者审判，表明犯罪分子蔑视国家法律。因此，对这种情形，明确规定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可以有利地打击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维护法律的尊严。”在现实中，一些犯罪分子明知自己犯了罪，应受处罚，但仍抱侥幸心理逃避处罚，旧刑法规定只要采取强制措施就不受追诉时效限制，目的是要有力打击犯罪，打击逃避处罚的行为。若对逃避处罚的犯罪分子适用时效限制规定，将会造成两种后果，一是犯罪分子逍遥法外，助长其嚣张气焰，二是打击公安司法机关的追逃的积极性，对一大部分旧刑法时期的案件不再处理。
四，从公平角度上看，若对批捕犯适用时效制度，则对同案的已决犯显失公平。如果一个案件有多个同案人，经批捕后，有的同案人当即被抓获，有的同案人在时效内被抓获，都受到法律的惩处，坐了牢。而个别同案人在逃，若干年后被追抓回来，若此时对其适用时效制度，则对已接受法律审判的同案人难显法律的公平。

注释：[1]黄太去，滕炜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最新刑法实用全书》，群众出版社，1997年4月第1版，北京，第527-5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