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税务总局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落实“两个减负”优化纳税服务工作的意见

国税发〔2007〕106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局内各单位：
　　为了减轻纳税人不必要的办税负担和基层税务机关额外的工作负担（以下简称“两个减负”），进一步优化纳税服务，提出如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做好落实“两个减负”、优化纳税服务工作的重大意义
　　落实“两个减负”、优化纳税服务是税务机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具体体现，是提高税法遵从度、加强税收征管、构建和谐征纳关系的重要举措，是改进工作作风、提高工作效能的必然途径。各级税务机关要充分认识到减轻纳税人在办税过程中不必要的负担，是税务机关应尽的义务；减轻基层税务机关额外的工作负担，是上级税务机关义不容辞的责任。“两个减负”是相互联系的，基层税务机关负担减轻了，纳税人的负担也会相应减轻；减轻了纳税人的负担，也有利于减轻基层税务机关的工作压力。
　　各级税务机关要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聚财为国、执法为民的工作宗旨，以纳税人为中心，以提高税法遵从度为目标，以流程为导向，充分依托信息化手段，深入落实“两个减负”，持续改进纳税服务工作，切实维护纳税人合法权益，构建和谐的税收征纳关系。力求做到执法规范、征收率高、成本降低、社会满意，不断提高税收征管质量和效率。
　　二、强化措施，切实减轻纳税人不必要的办税负担
　　（一）解决纳税人办税“多头找、多次跑”和税务机关“重复找纳税人 ”的问题。巩固和完善“一站式”服务方式，坚持办税服务厅集中受理纳税人到税务机关办理的各种涉税事项。对纳税人办理涉税事项所需资料，实行“一次性”告知；对资料齐全的涉税事项，予以“一次性”办结。对能够即时办结的涉税事项，予以即时办结；对不能够即时办结的涉税事项，实行全程服务并限时办结。进一步简化办税环节，优化办税流程，规范涉税文书，不得增设纳税人非法定义务。统筹安排对纳税人的税收调查和日常检查等工作，避免多头重复安排内容相同的调查和检查事项。设立和变更税务登记时，对于税务登记、税种认定、减免税资格认定、普通发票领购资格等涉税调查事项，可实行一次下户、调查办结。在开展纳税评估中，应针对某一户纳税人申报缴纳的各个税种进行综合分析评价，避免多次下户，防止对同一纳税人按不同税种多头重复评估。
　　（二）解决纳税人重复报送资料的问题。认真贯彻落实《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简化纳税人向税务机关提供有关审验证件的通知》（国税函〔2007〕149号）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纳税人财务会计报表报送管理办法〉的通知》（国税发〔2005〕20号），不得要求纳税人重复报送涉税资料及数据。对已存入税收征管信息系统按照“一户式”电子档案管理要求采集的各项基础信息，在纳税人办理登记类、认定类、申报类、审批类等各种涉税事项时，不得再要求纳税人重复提供有关证件的复印件；税务机关开展税收分析、税负调查等工作时，不得要求纳税人重复报送财务会计报表和涉税信息。个体工商户办理税务登记时，税务机关根据纳税人提供的资料录入打印《税务登记表》并经户主签字确认即可。对于长期选择电子申报方式报送涉税资料，且数据质量比较高的纳税人，可由省税务机关确定报送纸质资料的时限，其中增值税、消费税的纸质申报资料采取半年或年度报送的方式，营业税的纸质申报资料可以采取季度报送的方式;企业所得税季（月）度预缴申报可只采用电子申报方式，年度申报须同时采用电子申报和纸质资料报送方式。对已具有电子认证身份的纳税人，在使用电子申报方式报送涉税资料后，省税务机关可选择条件成熟的地区进行取消纸质资料报送方式的试点，并报税务总局备案。
　　 (三)解决好纳税人应用电子手段申报纳税收费与服务不规范的问题。对于税务机关开发或委托开发的拥有产权的纳税申报软件等信息产品，应免费向纳税人发放。对于税务机关不拥有产权、通过市场化开发的纳税申报软件等信息产品，各级税务机关在开发商和服务商的收费项目得到物价部门批准后，协调开发商、服务商与纳税人签订合同，明确服务事项及标准。除国家另有规定外，由纳税人自愿使用信息产品和自愿选择按年或按次服务付费的方式，不服务不得收费，并进行约束和加强监督。立足于纳税人现有的技术条件升级软件，禁止开发商和服务商利用软件升级推销设备以及利用培训等机会向纳税人收取高额费用。
　　三、统筹协调，有效减轻基层税务机关额外的工作负担
　　（一）解决税务机关内部报表资料多头重复报送的问题。认真贯彻落实《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清理简并征管业务报表的通知》（国税函〔2006〕1275号），对本级机关和下级机关报送的报表进行认真清理，不得擅自新增报表资料。对重复、失效的报表，坚决取消。充分利用数据集中的优势，凡系统能够自动生成或经过加工可以生成的报表、数据，不再要求下级机关报送。加强报表的归口管理，建立报表管理和使用长效机制。对业务报表进行整合，统一填报口径，实现报表资源共享，避免同一类报表要求下级重复上报。上级机关不得随意要求下级报送一次性、临时性报表。
　　（二）解决税务机关内部多头重复布置工作的问题。上级机关各部门向下级安排工作要统筹协调，增强可操作性，避免多头安排、重复布置、效率低下。大力清理、整顿各种不必要的文件、会议、考核、评比和检查等项目。对于已纳入税收征管信息系统并可在网上直接作出审批决定的，除另有规定外，可取消纸质文书的流转审批。
　　（三）解决税务机关数据资源利用率低的问题。充分利用数据集中的优势，开展税收分析、纳税评估、税源监控、考核监督和决策管理。加强数据管理，提高分析水平和应用能力。掌握数据资源的部门应根据业务部门需求，及时、准确、完整地提供共享数据。上级机关要及时、准确、完整地发布数据分析信息。对同一涉税事项，做到软件功能、数据采集不重复。对于能够依托现有系统拓展解决问题的，不再进行单行软件的开发。
　　（四）解决一线税务人员工作负担重的问题。根据税收征管与纳税服务的实际，明确税收管理员、办税服务厅人员、12366纳税服务热线（以下简称“12366”）座席员和网站服务人员等一线税务人员的职责，充实力量，合理确定工作负荷，切实解决人员少、事务多、负担重的问题。依托信息技术，整合相关信息系统。开发应用税收管理员工作平台，确保工作需要。
　　四、因地制宜，防止和解决办税排队拥挤问题
　　认真贯彻落实《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解决办税服务厅排队拥挤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5〕161号），防止和减少纳税申报期内办税长时间排队现象。
　　（一）均衡使用纳税申报期间。主管税务机关应积极与纳税人协商，经纳税人同意可采取以下方式：对于规模小、核算相对简单的纳税人，尽量将其安排在纳税申报期的前半段申报纳税；对于规模大、核算相对复杂的纳税人，尽量将其安排在纳税申报期的后半段申报纳税，以合理利用申报办税时间，避免拥挤。对于相同规模的纳税人，可适当定期轮换，体现公平。
　　（二）大力发展网上业务。目前除了增值税销项发票开票记录IC卡以及涉及增值税四小票电子记录需到办税服务厅办理前台插卡、报盘审核等业务外，均可采取网上办税方式，供纳税人自愿选择。建立健全网上办税工作机制，加强税务网站建设，使纳税人足不出户地履行纳税义务。确保“十一五”期间，50%的税务行政许可项目实现在线办理。采取有效措施，预防网络堵塞，保障网上办税系统运转畅通。
　　（三）适当增设服务网点。根据实际需要，在纳税人相对密集的基层税务机关或税务所，依托信息化，可适当增设办税场所，以分流纳税人，分散办理申报纳税。在坚持属地管理的原则下，积极试点推行纳税人自行选择办税服务厅的方式，实行涉税事项“同城通办”。
　　（四）合理设置办税窗口。根据办税服务厅业务量的实际，按照服务规范的要求，合理调配各类窗口数量。办税高峰时，可在办税服务厅内临时增设办税窗口、增派工作人员、延长办税时间。在纳税人密集的地方，可配置“排队叫号系统”，按号分散等候，避免纳税人站立排队。将性能较高的计算机设备优先配置到办税服务工作方面，以提高办税效率，缩短办税时间。
　　五、加强需求分析，创新纳税服务
　　及时掌握和了解纳税人的需求，使各项服务措施真正做到有的放矢。通过受理纳税咨询、开展办税辅导等多种途径，及时了解纳税人在履行纳税义务过程中的困难和问题，加强对纳税人关心的税收重点、热点、难点问题的收集、研究和整理，以促进税收工作不断改进。对于本单位或本部门能够解决的困难和问题，采取措施，抓紧解决；对于本单位或本部门不能解决的困难和问题，尽快提出意见和建议，报上级机关备案，上级机关应抓紧研究解决。对于纳税人反映的意见、建议、投诉、举报等，认真分析，发现问题，及时改进。在满足纳税人普遍需求的共性服务基础上，为纳税人提供有针对性的个性化服务。积极创新纳税服务方式和手段，将个性服务与纳税信用等级评定管理、办税流程简化、维护纳税人权益等各项工作有机结合，促使纳税服务不断优化，推动税收工作和谐发展。
　　六、整合服务资源，提高服务效能
　　（一）加强国、地税协作。同一地区的国、地税局要加强协作，联合办理税务登记，联合设立“12366”，联合评定纳税信用等级，联合开展税务检查和税收调查，节省税收成本。国、地税局对同一纳税人要提高信息采集效率，及时取得或交换相关信息与资料，加强分析比对，保证数据的真实、准确、完整，努力实现信息共享，提高服务质量与效率。
　　（二）有效整合信息服务平台。依托信息化，进一步完善和拓展服务载体，强化服务功能。有条件的地区，整合“12366”、网站、短信台的网络资源，力求实现“三网合一”，以持续提升服务功能，不断推出新的服务产品，努力满足纳税人的需要。积极规范和加强“12366”服务，目前尚未开发“12366”应用系统的，不宜再开发；已开通“12366”的地区，要文明服务，加强业务维护，健全纳税服务受理、承办、转办、反馈、督办等工作机制。优化税务网站的服务功能，从保障纳税人需求出发，根据税法要求积极推行网上申报、网上下载税务表格等服务措施，提供发票真伪鉴别、有奖发票等服务事项的网上查询。积极利用短信开展催报催缴、申报提醒、办税通知等涉税事项。规范与维护“12366”、网站与短信台应用的税收法规库和纳税咨询问题库，定期整理发布“12366”和税务网站受理的问题解答。
　　 (三)强化纳税咨询辅导。深入开展纳税服务数据与信息的综合利用工作，加强办税服务厅、“12366”和税务网站的数据统计、分析以及业务维护和管理，逐步建立统一的“12366”与网站服务共享的纳税咨询问题库，提高涉税事项答复准确率。加大对新出台的税收政策的辅导力度，帮助纳税人准确掌握税法知识。
　　（四）加强部门协作。主动加强与工商、财政、金融、质监、海关等部门的协作与配合，大力开展外部信息交换，积极利用政府和其他有关部门的公共服务成果和相关信息，减少不必要的向纳税人的信息采集。实行资源共享，形成社会合力。
　　（五）充分发挥税务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社会中介组织在税务代理、税收筹划、会计核算等方面的行业优势，为纳税人提供具有专业水准的个性化服务，以提高纳税服务的整体实力。坚持税务代理自愿的原则，严禁向纳税人强制代理、指定代理，依法引导税务代理事业健康发展。
　　七、坚持办税公开，加强纳税信用建设
　　认真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推行办税公开工作的意见》（国税发〔2006〕172号），清理公开项目，完善公开程序，拓展公开内容，规范公开形式。进一步加强对办税公开项目的管理，强化监督制约。按照纳税人办税流程，明确涉税事项的类别、实施依据、公开形式、公开范围、公开时间以及承办部门等。各地要结合实际，在税务总局规定的办税公开项目的基础上，制定本单位办税公开目录，补充、完善有关公开内容。尚未完成对纳税人涉税事项清理工作的地区，要抓紧进行清理。
　　各地要组织实施好纳税信用等级评定管理工作，明确标准，完善制度，健全机制。国、地税局要依托信息化，严格按照评定内容与指标进行评定，确保评定的客观性、准确性、公平性。充分运用评定结果，积极推行分类管理和服务。对于纳税信用等级不同的纳税人，合理配置征管资源并采取相应的服务方式。进一步拓展对A级纳税人的激励措施，增强A级的“吸引力”。对D级纳税人，加强办税辅导，实施重点监控。按照办税公开工作的要求，及时公开A级和D级纳税信用等级评定结果。
　　八、建立考核机制，强化社会监督
　　（一）强化考核监督。建立和完善纳税服务责任制、考核制和奖惩制，坚持定性考核和定量考核相结合，定期考核与日常考核相结合，内部考核与社会评议相结合，确保责任到人、措施到位，奖勤罚懒，奖优罚劣。依据税收征管流程，合理确定纳税服务考核的范围、内容、指标，建立纳税服务岗责体系，充分发挥考核的导向作用和促进作用，增强考核指标的科学性、针对性、实效性。上级机关对下级机关、同级机关内部对各相关职能部门的纳税服务制度建设、工作措施、实际效果等进行考核，各级机关对所属税务人员执行纳税服务规范的情况进行考核。
　　（二）开展社会评议。充分发挥纳税人和社会各界对税务机关纳税服务工作的监督作用，可在办税服务厅内设置“服务评价器”，由纳税人现场对税务人员的具体服务行为进行评价。引入独立于征纳双方之外的第三方评价机制，采取问卷调查、定期回访纳税人等形式开展评价与监督。
　　（三）严格责任追究。对于纳税服务工作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予以表彰；对于纳税服务工作较差的单位和个人，予以批评。对于那些在纳税服务工作中搞形式主义，弄虚作假，甚至侵害纳税人合法权益的，按照有关规定追究领导和直接责任人的责任。
　　九、加强组织领导，确保工作实效
　　做好“两个减负”、优化纳税服务是当前税收工作中一项重要的紧迫任务，各级税务机关要切实加强领导，将其摆到全局工作的重要位置，精心研究，统筹安排，加强协调，形成合力，切实减轻纳税人和基层税务机关的负担，防止反弹。上级机关要进一步增强为基层服务的意识，对下级请示的事项，在规定时限内答复；无法按期答复的，向下级说明原因，限期回复。下级机关要善于综合运用上级提供的各种信息和方法，不断提高管理与服务水平。要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增强税务机关的公信力、执行力和纳税服务能力。强化对一线税务人员的教育、培训、管理和监督，提倡在岗自学，更新业务知识，提高自身素质。积极开展岗位练兵、业务竞赛、评先选优活动，大力培养服务能手，为落实“两个减负”、优化纳税服务提供保障。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于2007年11月30日之前，将贯彻实施本意见过程中遇到的情况和问题报送税务总局（征收管理司）备案。

　　　　　　　　　　　　　　　　　国家税务总局
　　　　　　　　　　　　　　　　　二○○七年八月三十日


　　　◇何家弘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教授

　　关键词: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司法判例
　　内容提要: 非法证据是指违反法律规定获取的证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并非排除所有非法证据，为此，法律应明确哪些必须排除，哪些可以不排除。然而，法律规定的语言既有精确性的一面，又有模糊性的一面。人们不能奢望立法者制定出包罗万象且尽善尽美的法律规则，因此只能由司法者在实践中面对具体案件时进行解释性适用，而司法判例就是这种适用的最佳方式。


　　在现代法治国家的刑事司法活动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不可或缺的。无论从保障人权的角度看，还是从查明事实的角度来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都是必要的。近年来，笔者主持了关于刑事错案的实证研究。我们发现，非法取证与刑事错案之间存在密切联系。例如，在各类证据中，被告人的虚假口供是导致刑事错案的首要原因，而造成被告人虚假口供的主要原因是刑讯逼供。在2007年进行的一次问卷调查中，选择“被告人口供”是最容易导致刑事错案的一种证据的调查对象占37％；选择“刑讯逼供”是最有可能导致被告人做出虚假供述的因素的调查对象占60％；在分析的50起已经新闻媒体曝光的涉嫌杀人的刑事错案中，存在“被告人虚假口供”同时也肯定或可能存在“刑讯逼供”的案件占94％。这表明，被告人虚假口供是导致刑事错案的首要原因，而造成被告人虚假口供的主要原因是刑讯逼供。[1]由此可见，建立和完善以刑讯逼供为主要目标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于预防刑事错案具有重要意义。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联合颁发的《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死刑案件证据规定》）、《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非法证据排除规定》）以及2012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都强调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重要性。

　　完整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应该包括两项基本内容，或者说，要回答两个基本问题。第一是非法证据的界定，即什么是非法证据；第二是非法证据的处分，即是否排除及如何排除。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必须以立法为基础，但是立法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往往带有一定的模糊性或灵活性，从而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带来困难。笔者认为，完善司法判例制度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路径。

　　一、非法证据界定的模糊性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并不等于说要排除所有非法证据，在世界上那些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比较完备的国家，非法证据也并非一律排除。因此，笔者先讨论非法证据的界定问题，再讨论非法证据的处分问题。

　　顾名思义，非法证据就是违反法律规定获取的证据。根据我国法律的相关规定，非法证据主要有两种情况：第一，使用法律明确禁止的方法获取的证据。例如，《刑事诉讼法》[2]第50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违反这条规定获取的证据就属于非法证据。《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第1条也作出了相应的表述，即“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属于非法言词证据”。至于这两条规定之间的差异，笔者在后面还会讨论。第二，没有按照法律的规定或要求收集的证据，包括收集证据的主体、程序、方法以及证据的形式不合法的证据。例如，《刑事诉讼法》第116条规定：“讯问犯罪嫌疑人必须由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的侦查人员负责进行。讯问的时候，侦查人员不得少于二人。犯罪嫌疑人被送交看守所羁押以后，侦查人员对其进行讯问，应当在看守所内进行。”按照这条规定，如果讯问不是由侦查人员进行的，或者讯问时只有一名侦查人员的，或者没有按规定在看守所内进行的，所获得的口供就属于非法证据。

　　初看起来，上述非法证据的界定是明确的，但是仔细考究，又会发现其中还有模糊之处。例如，什么是刑讯逼供？什么是威胁、引诱、欺骗？什么是其他非法的方法？由于法律没有对这些问题作出具体的回答或说明，人们只能按照常识来解释甚至揣测。然而，人们的常识可能并不一致，揣测可能大相径庭，于是在认定非法证据的时候就会出现莫衷一是和标准不一的现象。例如，有人说，坦白从宽就是诱供，抗拒从严就是逼供，有人则认为这种说法纯属无稽之谈。有人认为“精神折磨”也属于刑讯逼供，有人则不以为是。虽然最高人民法院于2012年12月20日公布的“刑诉法司法解释”对这个问题作了回答，[3]但仍有模糊之处，因为它并未列举构成“精神折磨”的具体方法。

　　在具体案件的审讯中，人们对于方法、手段的合法性也会有不同的理解。例如，在赵作海冤案中，侦查人员昼夜连续审讯，而且在赵作海昏昏欲睡时在其头顶放鞭炮。这种方法是否属于刑讯逼供？侦查人员在审讯时对赵作海说，如果你不老实交代，我就开车拉你出去，在车门一脚把你跺下去，给你一枪，就说你逃跑。这是不是威胁？[4]在佘祥林冤案中，由于佘祥林在承认杀妻之后不能正确说明杀人的过程，侦查人员就提示说，就算你把尸体沉在水中，我们把水塘的水抽干，也能把尸体找出来。这是不是引诱？[5]众所周知，许多侦查人员在没有掌握充分证据的情况下都会对犯罪嫌疑人说，我们已经掌握了充分的证据，其他人都讲了，现在就看你的态度了。这是不是欺骗？

　　作为规范人们行为的准则，法律语言应该具有精确性，以便社会成员明确地知晓法律的规定。从一定意义上讲，法律语言的精确性程度就标志着立法技术的发展水平和法律制度的完善程度。然而，社会情况是复杂多样而且不断发展变化的，法律规定要想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和持续的生命力，其语词就不得不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国际法律语言学协会第四任主席约翰·吉本斯教授指出：“因为这些（法律）文件是如此具有影响力，所以他们在措词上的准确无误十分重要。如果它们的措辞过于严格，它们可能会对我们的生活施加一些不适当的、不必要的限制。如果它们在措词上过于宽松，则又可能会让一些令人生厌的行为获得认可或导致产生一些不必要的后果。根据巴提亚（Bhatia）（1994），精确（precision）是法律文件的独有特征得以形成的驱动力量。精确不一定就意味着极度清晰—它也可能包括采用适当程度的模糊性或灵活性。”[6]中国也有专家指出：“有时，人们把模糊性看成一种物理现象。近的东西看得清，远的东西看不清，一般地说，越远越模糊。但是，也有例外情况：站在海边，海岸线是模糊的；从高空向下眺望，海岸线却显得十分清晰。太高了，又模糊。精确与模糊，有本质区别，但又有内在联系，两者相互矛盾、相互依存也可相互转化。所以，精确性的另一半是模糊。”[7]

　　法律语言既有精确性的一面，又有模糊性的一面。一般来说，法律语言的主要含义应该相对明晰，而边缘含义则可以相对模糊，或者，在较为抽象的层面上相对明晰而在较为具体的层面上相对模糊。例如，上文所说的“刑讯逼供”，就一般情况而言，这个语词含义是明确的，但是在具体案件中遇到特殊情况时，这个语词又具有了模糊性。《刑事诉讼法》第50条规定的“其他非法的方法”确属模糊概念，但是立法者考虑到司法实际情况的复杂多样，只好采取这种模糊处理的方法，因为语言的模糊性可以保证其适用的普遍性。至于这种模糊性是否合理或必要，那就另当别论了。

　　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灵活性

　　立法机关在制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时面临不同的价值选择。如果单纯考虑打击犯罪和查明事实的需要，那么非法证据的排除是越少越好。如果单纯考虑保障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权利的需要，那么非法证据的排除就是越多越好。不同国家的立法者必须努力在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等多重价值取向中寻求平衡。基于多种价值观念的考量，世界各国一般都对非法证据采取区别对待的处分方式。这就是说，对于非法取得的证据，既不一律排除，也不一概采纳。这有几种情况：第一，区别对待不同种类的非法证据，例如，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必须排除，非法取得的实物证据不必排除；第二，区别对待不同程度的非法取证，例如，严重违法或严重侵犯人权所获得的非法证据必须排除，轻微违法或轻微侵犯人权所获得的非法证据不必排除；第三，区别对待不同种类案件中的非法证据，例如，一般犯罪案件中的非法证据必须排除，恐怖、暴力等严重犯罪案件中的非法证据则可以不排除。

　　采取区别对待的国家，往往把非法证据分为两类：一类是由立法明确规定必须排除的；另一类是由法官自由裁量排除的。例如，按照英国法律的有关规定，非法获得的证据分为“法定不可采纳”和“法官自由裁量不予采纳”两种。前者一般指警察通过刑讯逼供等严重违法手段获取的证据；后者指警察以欺骗等不太严重的违法手段获取的证据。在欧盟国家刑事司法一体化的进程中产生的《刑事大法典》（Corpus Juris）建议稿，把非法证据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违法取得的证据（il-legally obtained evidence），如通过刑讯逼供或违法搜查取得的证据；第二类是违规取得的证据（irregularly obtained evidence），如违反律师在场的规定所取得的证据；第三类是不当取得的证据（improperly obtained evidence），例如，警察对犯罪嫌疑人谎称在实施犯罪的手枪上已发现了他的指纹印，从而获得了嫌疑人认罪的口供。[8]如此区分的目的是要区别对待不同情况的非法证据。对于第一类，欧盟成员国一般都要规定为法定必须排除；对于第二类，欧盟成员国可以规定为法定必须排除，也可以规定为自由裁量排除；对于第三类，欧盟成员国都可以规定为自由裁量排除。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国家对于可以采纳的非法证据还采取了降低证明力的处分方式。2010年出版的《欧盟国家在刑事案件中跨境收集和使用证据》一书的作者曾经对欧盟成员国进行问卷调查，了解各国法律的规定是把非法证据作为不可采纳的证据还是作为应该降低证明力（reducing itsprobative value）的证据。该书作者把有关规则主要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绝对无效规则或严格禁止性规则，即明确规定某些非法取得的证据不可采纳；第二类是相对无效规则或贬损可靠性规则，即规定某些证据的非法性会影响到证据的可靠性。问卷调查的结果表明：80-90％的成员国同时存在上述两种规则；在80％的成员国中，第一类规则都属于制定法规则（statutory rules），其他国家则包括学理性规则（jurisprudential rules），而第二类规则多属于学理性规则。对于那些贬损可靠性的非法证据，有些国家规定自由裁量排除，有些国家允许作为获取其他证据的线索信息（steeringinformation）使用，有些国家允许作为佐证使用。该书作者还就欧盟各国针对外国获取的非法证据的规则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结果还表明：70％的成员国有规则规定外国获得的某些非法证据绝对无效；80％的成员国有规则规定外国获得的非法证据会贬损证据的可靠性。[9]

　　美国还通过判例法确认了另外一种非法证据的处分方式，即“有限采用”。哈里斯诉纽约州案（Harris v. New York）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1966年1月4日和6日，纽约市一名便衣警察连续两次从一个名叫哈里斯的人手中购买了毒品。1月7日，警察逮捕了哈里斯。当时最高法院尚未出台“米兰达规则”，所以警察在讯问中没有告知哈里斯有权保持沉默和有权会见律师。警察向哈里斯出示了颇有份量的证据并为其分析了认罪与否的利弊，哈里斯便承认了自己的贩毒行为，并且在讯问笔录上签字。然而，当该案提交法庭审判的时候，米兰达规则已经问世。于是，哈里斯的辩护律师在审判前便要求法庭排除该讯问笔录，不过，公诉方很爽快地同意不在审判中使用该证据。

　　在法庭上，公诉方传唤的证人主要是三名警察。第一名是向哈里斯购买毒品的侦探，其证言证明他从被告人处购买毒品的事实经过；第二名是在该次秘密侦查行动中负责联络的警察，其证言证明前一侦探确实从哈里斯处购买了毒品；第三名是负责化验的警方技术员，其证言证明前一侦探从哈里斯处购买的物品是海洛因。随后，辩护方决定让哈里斯作为辩方的证人出庭作证。在法庭上，哈里斯承认自己认识那名便衣侦探，但是否认曾经向其出售毒品。接下来，当检察官对哈里斯进行交叉询问时，那个似乎已经成为过去的讯问笔录问题又成为了双方争执的焦点。

　　为了证明被告人在法庭上的陈述不可靠，检察官要求法庭允许他使用那份讯问笔录对被告人进行盘诘，但辩护律师坚决反对，声称那是非法证据，必须排除在诉讼大门之外。法官经过审慎的考虑之后裁定，公诉方可以在交叉询问中使用那份笔录，但不得将其交给陪审员传阅。于是，检察官援引被告人在接受警察讯问时的供述来质疑其在法庭上的陈述。哈里斯承认他曾经接受警察的讯问，但是声称他不记得曾对警察说过那些话。不过，他也没有提出警察在讯问时使用过逼供的行为。在法庭调查的最后阶段，检察官和辩护律师都向陪审团强调了那份讯问笔录的问题。当然，双方的观点截然不同。检察官强调那份讯问笔录足以证明被告人在法庭上的陈述不可信；辩护律师则声称那份笔录本身存在违法性，不足为凭。最后，法官指示陪审团在评议过程中只能在被告人的可信度问题上考虑该讯问笔录，绝不能把该笔录直接作为认定被告人有无贩毒行为的根据。经过评议，陪审团判定哈里斯有罪。

　　哈里斯不服，提出上诉。纽约州上诉法院于1969年进行审理并作出维持原判的裁定。哈里斯认为纽约州法院的裁定违反了美国最高法院确立的米兰达规则，请求最高法院调审。1970年12月17日，最高法院就哈里斯一案举行听证。1971年2月24日，最高法院的9名大法官以5比4的表决结果作出维持原判的裁定。首席大法官伯格代表法庭起草裁定意见。他指出：“每个刑事被告人都有权作证为自己辩护，或者拒绝作证。但是这种特权不能被解释为包括作伪证的权利。既然自愿出庭作证，上诉人就有义务真实并准确地进行陈述，而公诉方在本案中所做的无非就是使用了对抗式程序中传统的证言核实手段。既然被指控者曾经向某个第三人做出过内容不一致的陈述，那他就很难争辩说对方不能以交叉询问和质证的方式将这种自相矛盾之处提交陪审团。米兰达规则所提供的保护不能被滥用成在辩护中提供伪证而且不会面临与先前不一致话语对证之风险的许可证。因此我们裁定，使用上诉人早先作出的不一致陈述对其可信度进行的质疑是恰当的。”[10]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1966年确立的米兰达规则的基本内容是，执法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之前必须明确告知对方有权保持沉默和有权会见律师。实际上该规则还具有口供采纳标准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功能。凡是按照该规则进行告知后获得的口供就可以采纳，凡是没有按照该规则进行告知而获得的口供就必须排除。最高法院在哈里斯一案中所做的裁定对该规则进行了修正，使原本完全不具有可采性的非法证据具有了“有限的可采性”—执法人员违反米兰达规则获得的口供不能直接作为认定被告人有罪的依据，但是可以作为对被告人当庭陈述进行质疑的依据。

　　中国制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基本思路也是区别对待，这在两个“证据规定”和《刑事诉讼法》中都有体现。如前所述，《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第1条对非法言词证据进行了界定。第2条规定：“经依法确认的非法言词证据，应当予以排除，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第14条规定：“物证、书证的取得明显违反法律规定，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否则，该物证、书证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刑事诉讼法》第54条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据此，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也采取了两分法：第一类是法律明确列举应当排除的非法证据，相当于法定必须排除的非法证据，包括采用刑讯方法获得的被告人口供，采用刑讯或威胁方法获得的证人证言和被害人陈述。第二类是可经补正或解释后再决定是否排除的非法证据，类似于自由裁量排除的非法证据，主要包括违反法定程序收集的物证和书证。这样的规定体现了法律规则的灵活性，但是也给该规则的适用带来了难题。

　　首先，上述规定中的一些语言具有模糊性。例如，什么是“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或“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什么是“补正”及如何“补正”？什么是“合理解释”？其次，上述规定“遗漏”了一些非法证据，例如，收集证据的主体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证据，证据形式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证据，采用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获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采用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违反法律规定收集的视听资料、电子数据，违反法律规定作出的鉴定意见和勘验、检查、辨认、侦查试验笔录等。再次，上述规定中关于某些非法证据的处分方式不够明确。例如，“不能作为定案根据”的含义究竟是不能采纳还是不能采信？《死刑案件证据规定》中也存在类似问题，例如其第19条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第20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1）讯问笔录没有经被告人核对确认并签名（盖章）、捺指印的；（2）讯问聋哑人、不通晓当地通用语言、文字的人员时，应当提供通晓聋、哑手势的人员或者翻译人员而未提供的。”按照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一般原理，排除的含义是不可采纳，即不能进人诉讼程序。“不能作为定案根据”却具有不能采信的含义，容易让人理解为可以进入诉讼程序，但是其证明力应该贬损。

　　作为规范司法活动的法律规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应该具有明确性、可操作性、可预测性等基本特征。其中，明确性是核心，因为它是可操作性和可预测性的基础。明确性强，规则的可操作性和可预测性就高；明确性弱，规则的可操作性和可预测性就低。从一定意义上讲，法律规则的明确性标志着立法技术的水平高低和法律制度的完善程度。因此，立法者在制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时应该尽可能使用精确的语言进行表述。然而，受概念的模糊性和语词的多义性以及社会语言的发展变化等因素的影响，法律规则往往要具有一定的灵活性或开放性，即主要含义的相对明晰伴随着边缘含义的相对模糊，或者说，在较为抽象的层面上相对明晰而在较为具体的层面上相对模糊。另外，为了满足普遍适用和长期适用的要求，法律规则也需要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因此，立法者在制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时使用“等”之类模糊化表述方式，也是无奈之举。

　　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通过之后，立法机关的有关领导曾解释说：“对于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供述予以排除，有的建议对采用引诱、欺骗手段取得的口供也应当明确予以排除。经研究考虑：采用引诱、欺骗手段取得的口供、证言也是非法的，也应当禁止，但实践中，存在问题较多，影响较大，重点应当排除的主要是刑讯逼供取得的供述，明确列举，体现了着力解决在惩治犯罪和维护司法公正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11]从立法的角度来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这种灵活性可能是必要的，但是从司法实践的角度来看，这就会使规则的适用陷入难以统一的境地。下面，笔者仍以欺骗取证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