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丽水市人民政府


丽水市防御雷电灾害管理办法

丽政令〔2002〕27号


　　《丽水市防御雷电灾害管理办法》已经市人民政府第17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发布，自2002年10月1日起施行。





二○○二年八月十九日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雷电防护管理，防御和减轻雷电灾害，保护国家利益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障我市经济建设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办法》、中国气象局《防雷减灾管理办法》和有关法律、规章，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丽水市行政区域范围内从事防御和减轻雷电灾害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应当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 雷电灾害防御工作实行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方针。

　　第四条 丽水市、县（市）气象主管机构负责组织管理和指导本行政区域内雷电灾害防御工作，并负责本办法的实施。

　　公安、建设规划、质量技术监督等行政管理部门和机构应当按照各自的职责，协同气象主管机构实施本办法。


　　第二章 监测与预警


　　第五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雷电灾害防御工作的领导，加强雷电监测、预警系统建设，提高雷电灾害预警和防雷减灾服务能力。

　　第六条 市、县（市）气象主管机构应当组织对雷电灾害防御技术、雷电灾害防御产品以及雷电监测、预警系统的研究、开发和推广应用，开展雷电灾害防御科普宣传，增强全社会防雷减灾意识。

　　第七条 市、县（市）气象主管机构所属的气象台应当开展雷电灾害天气的监测、预警工作，并负责组织雷电灾害调查、统计和鉴定工作。

　　第八条 市、县（市）气象主管机构所属的气象台应当按照职责向社会发布公众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警报，并根据天气变化情况及时补充或者订正。其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向社会发布公众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警报。

　　市、县（市）气象主管机构及其所属的气象台应当提高公众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警报的准确性、及时性和服务水平。

　　第九条 因雷电灾害造成火灾、爆炸、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及时向气象主管机构报告，并协助调查与鉴定。


　　第三章 雷电防护装置建设


　　第十条 下列易遭雷电灾害的建（构）筑物或者设施应当安装防雷装置：

　　（一）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规定的一、二、三类防雷建（构）筑物；

　　（二）石油、化工、易燃、易爆物资的生产和储存场所；

　　（三）电力生产设施、电气、电子装置；

　　（四）邮电通信、交通运输、广播电视、医疗卫生、金融证券、计算机信息、智能电子等社会公共服务系统的主要设施；

　　（五）法律、法规、规章和有关技术规范规定，应当安装防雷装置的其他场所或者设施。

　　第十一条 新建、扩建、改建的建（构）筑物和其他设施需要安装的雷电防护装置，应当符合国务院气象主管机构规定的使用要求。防雷工程应当由专业设计或施工资质的单位承担。

　　第十二条 防雷装置的设计实行审核制度。

　　防雷装置的设计审核由市气象主管机构授权的单位承担。对新建、扩建、改建的建（构）筑物防雷装置设计审核，气象主管机构授权的单位可以会同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有关单位共同进行。未经审核同意的设计方案，不得交付施工。

　　第十三条 气象主管机构授权单位应当自收到报送材料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作出审核结论。

　　防雷工程设计方案不符合国家和省规定的防雷技术规范和技术标准的，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审核结论进行修改并重新报送审核。

　　第十四条 建设单位应当按照核准的雷电防护装置设计方案进行施工，并接受气象主管机构授权单位的监督管理。

　　在施工中变更和修改防雷工程专业设计方案，应当按照原审核程序重新报送核准。

　　第十五条 雷电防护装置竣工后，应当经气象主管机构授权的单位进行竣工检测，检测合格后，发给合格证。经检测不合格的，建设单位应按照《防雷设施整改通知》的要求及时整改。

　　建（构）筑物和有关设施的雷电防护装置经竣工检测合格后方可交付使用。


　　第四章 资质与资格


　　第十六条 从事雷电防护装置检测、防雷工程专业设计、施工的单位，应当取得气象主管机构颁发的相应资质证书。

　　第十七条 防雷工程设计、施工资质等级分为甲、乙、丙三级。资质审批按照国家气象局《防雷工程专业设计、施工资质管理办法》规定办理。

　　第十八条 雷电防护装置检测资质审批按照浙江气象局《浙江省防雷装置检测资质管理办法》规定办理。

　　第十九条 从事防雷装置检测、防雷工程专业设计或者施工等活动的技术人员，必须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参加专业技术培训和考核，取得相应的资格证书。


　　第五章 雷电防护装置检测和雷电防护产品管理


　　第二十条 雷电防护装置实行每年检测一次的定期检测制度，对油库、气库、化学品仓库等易燃易爆场所的雷电防护装置可以每半年检测一次。

　　雷电防护装置使用单位要做好维护工作，并指定专人负责。

　　第二十一条 防雷监测单位应当按照防雷技术规范和《浙江省防雷设施安全性能检测实施细则》的规定对雷电防护装置进行检测，保证检测数据的真实性、科学性、公正性。

　　第二十二条 防雷产品应当符合国务院气象主管机构规定的使用要求。禁止销售和使用未经认可的雷电防护产品。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三条 无资质、资格或超越资质、资格范围，从事雷电灾害防护装置检测、防雷工程专业设计或施工的，依据《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办法》第二十九条第五项的规定，由气象主管机构责令其改正，处以1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以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四条 安装不符合使用要求的防雷装置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第三十七条规定，由气象主管机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造成他人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二十五条 防雷工作人员玩忽职守，导致重大雷电灾害事故的，由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致使国家利益和人民生命财产遭到重大损失，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六条 气象主管机构及所属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非技术原因造成重大漏报、错报公众气象预报、灾害性天气警报的；

　　（二）不符合资质、资格条件予以核准、同意、确认的。

　　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导致雷击造成火灾、爆炸、人员伤亡以及国家重大财产损失的，由主管部门给予直接责任人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自2002年10月1日起施行。



国企改革大转舵


李华振 武奎元


本文原载于《人力资源》杂志2003年12期



困惑：20多年的国企改革失灵？
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里，中国的国企改革一直沿着“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方向进行，从中央政府到地方市县、从官方政策到学者研究，都津津乐道于“两权分离”。但20多年的实践却表明：两权分离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进入21世纪以来的3年里，中国经济出人意料地“状态不佳”起来，——中国市场经济遭遇了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一次瓶颈期！
这次瓶颈从表面上看，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上市公司的“集体地震”，丑闻不断，败绩连连；二是国有企业的“批量滑坡”，相继陷入困境。由于我国目前的上市公司绝大多数都是国企改制而成，因此，可以认为：以上两个方面的深层都是相同的，即20多年一直没有得到解决的历史遗留问题——国企之病——终于在我国加入WTO之后、在我国即将进入市场经济的更高阶段的前夕，象积蓄已久的火山一样不可按捺地喷发了。
是什么原因导致国有企业两权分离的失灵？这个问题十分令人困惑。当初论证“国企应该彻底两权分离”时，曾列举了无数条有力的论据。但现实击破了些论据，国企改革面临“大转舵”的迫切任务。
反思：我国国企的真正症结何在？
20多年的国企两权分离之改革，并没有象乐观的经济学家预计的那样带领中国驶入美好的经济新海域，却时常撞向冰山。这令我们不得不反思：中国国企的真正症结何在？
科斯定理表明，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理性经济人”，人们在进行某一项行为之前，会计算自己的效益，计算自己的投入产出。达到某一目标的方法有多个，人们会从中选择对“自己”（而不是对自己所在的组织）最有利的方法。在国有企业里，人们的个人利益及目标常常与组织（即国企）的利益及目标不致、相背离，在这些情况下，国企的利益对于主管官员及经营者而言，只不过是一种“外部性”因素；而他们自己的利益则是一种“内部化”因素。科斯定理深刻地揭示出：理性经济人只会积极关心内部化因素，而不会积极关心外部性因素。如此，便不难理解国企的真正症结之所在。
我国长期以来所进行的国企两权分离之改革，仅仅是廓清了政府与国企之间的关系，而没有理顺主管官员及经营者与政府及国企之间的关系。毫无疑问，政府与国企，二者都是组织机构而非自然人，只不过一个是“大”组织机构、一个是“小”组织机构。社会学表明，组织机构本身是没有生命、没有意志的，它不能象自然人那样去进行思考决策，所以，政府与国企都不能“直接”维护自身的利益。归根结底，还必须由主管官员和经营者“代理（代表）”政府及国企来进行决策。在“代理”的过程中，主管官员和经营者就会在外部性因素（即政府及国企利益）和内部化因素（即他们自己的利益）之中，关心后者而牺牲前者。
所以，司法部“国有企业问题研究”及“公司治理结构专项研究”课题组负责人、我国经济法专家刘大洪指出：国企的真正症结在于它没有解决好“自然人”（即主管官员和经营者）与“组织机构”（即政府和国企）之间的利害关系问题，没有在“自然人”与“组织机构”之间搭建出一套行之有效的企业治理结构（包括外部结构和内部结构），没有使二者的外部性与内部化相趋同。两权分离之改革，仅仅在这个大的组织机构（即政府）与那个小的组织机构（即国企）之间进行，而没有深入到自然人与组织机构之间的关系之深层。
转舵：虚拟私有化改革
为了使中国具备“淮南”的气候及土壤，以便于“桔树”在中国真正结出“桔”而非“枳”，一些人主张中国国企迅速、彻底、全面进行私有化产权运动。但是，中国国情又要求私有化产权运动必须慎行、缓行。在这种两难处境下，“虚拟私有化”倒不失为一种新出路。我国经济法专家刘大洪指出，传统的公有化之所以缺乏活力，是因为它否认、排斥国有企业经营者的合理私权，薪酬僵死，国企经营者不能通过合法的正常途径来主张、获取相关私权，于是就产生了两种后果：一种是营私舞弊，“积极地搞垮国企”；另一种是虽然不侵吞国资，但丧失经营热情，碌碌无为，“消极地拖垮国企”。从公司治理结构的角度讲，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使国企不具有私企的“经营欲望和活力”。
西方的私有化是一种“实在的私有化”，是彻底的私有化。它虽然能有效地解决公司治理结构中的问题，能孵生出当今发达的市场经济，但它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通用规则，它不适于目前的中国国情。西方的实在私有化，其精髓之处并不在于私有，而在于它能激励“确定的人”去关心、维护、监督企业的经营状态，使企业向“好的方向”发展，最终，也就使整个国民经济向上提升而不是向下坠落。所以，只要能找到一个（些）胜任的“确定的人”来经营企业、监督企业，就能使企业充满活力。在国有制的基础上，允许并鼓励优秀的国企经营者拥有企业股份，使他们也成为国企的股东。根据科斯定理，一旦外部性实现了内部化，就能激励他们关心国企的经营状况，最终，他们获得了丰厚私利，国企也得到了良好发展，国有资产也实现了保值、增值。
与“实在私有化”相应，“虚拟私有化”在本质上并不是私有化，仍是公有化（或国有化），形象点说，它是“披着私有化外衣的公有化”。这种做法中，私人股份是从国有股份中派生出来的，整个企业的股份结构中既有国有股、也有私有股，是一种混合所有制。它并不是西方式的彻底实在私有化，但同样能实现其精髓（即激励“确定的人”去关心、维护、监督企业的经营状况），因而，可以称之为虚拟私有化。
除了对“经营者代理环节”进行虚拟私有化改革之外，还必须对国企“所有者代理环节”进行同样的改革。方法是：改革旧有的国有资产管理模式，不再搞分散式管理，而是由专门的统一的部门来管理，该部门实行委员会制，每个官员（委员）都分别负责一个或几个国企，并拥有其所负责的国企的一定股份，这样，把主管官员的外部性也内部化了，他们也象经营者一样成了国企的私人股东，为了自身的股权利益，他们会比较尽职尽责、减少腐败行为。同时，通过专项立法来规定这些官员一旦渎职、失察所应负的法律责任，从民事责任到行政责任、直至刑事责任。
这样，在两个环节上都进行虚拟私有化改革，就可以有效治理国企的“所有者缺位”和“经营者缺位”，通过重奖重罚来促使主管官员和经营者以“维护自己利益”的心态来关心国企绩效。最终，虚拟私有者和国家所有者实现双赢共利。这种措施从表面上看，是使一部分国有资产“流失”到了私人手中，但只要能有效解决国企的顽疾，这点代价是值得的，也是必须的。用一个苹果大的虚拟私有化代价去赢得一个西瓜大的国企优绩，这根本不是国资流失，而是增值。相反，如果因为舍不得一个苹果而失去一个西瓜，那才是真正地对国资不负责任。
尝试：国企MBO改革
MBO，英文Management Buy-outs，中译“经理层收购”或“管理者收购”，是指管理者（层）用本企业的资产作担保来进行融资，再用融来的资金收购本企业的股份或分支机构，从而达到控股或参股本企业之目的，使管理者由雇员变为所有者。在西方，它是一种资本运作方法，曾在西方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过程中发挥重要用用。例如英国，1979年撒切尔夫人执政后，大力推行“国企私有化改造”，曾借助于MBO方式来进行。
MBO的确能治国企之病，是实施产权制度改革的一个良方，是完善企业治理结构的有效途径。它最大的贡献在于两点：
第一是使国企经营者由“纯粹的代理人（打工者）”变成了所有者，实现了国企的虚拟私有化改革。MBO之后，经营者拥有了企业股份，企业的利益对他们而言，不再是纯粹的外部性因素，已经成了内部化因素。这就会促使他们以“关心自己切身利益”的心态来积极维护企业利益，在很大程度上避免“经营权代理风险”。
第二是巧妙解决了经营者自有资金不足的难题。永诚实业集团董事长刘孟奇说，过去，我们在实行“高级人才持股计划”、“经理股票期权计划”等改革措施时，遇到的最大难题是经营者缺乏足够的资金来购买企业股份。这导致许多改革措施无法执行，因而收效甚微。现在，MBO巧妙解决了这一难题：它允许经营者用本企业的资产作担保来进行融资，再用融来的资金收购本企业股份。
正因如此，MBO一出现，就深受业界欢迎，被誉为“治疗国企之病的实用良方”，它使国企的虚拟私有化由空想变为实践。









作者简介：
李华振，河南人，祖籍安徽，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法研究生部，财经作家，2003年度“十大智业人物”之一，在国家级经济类杂志上发表文章280余篇，并多次被人大报刊资料中心转载，见于北京社科院学报《北京社会科学》（季刊）、《人民日报之中国经济快讯（理论版）》、新华社《经济世界》、《中国经贸》、《中国商界》、《政策与管理》、《经济导刊》、《财经报道》、《企业研究》等刊。
曾任多家集团公司、上市公司的战略企划中心总经理，被多家杂志以“封面人物”进行报道。现把主要精力放在学术上，在我国著名经济法专家刘大洪教授主持的国务院司法部“中国公司治理结构课题研究”、“中国国有企业问题专项研究”等课题组中从事研究工作。
作者联系方式：lhzlwh@yahoo.com.cn 或 lhzlwh@21cn.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