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权利问题的访谈——访全国著名人权专家徐显明

张 晶

2003年9月10日——12日，全国监狱人权保障理论研讨会在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全国著名人权专家、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徐显明参加了这次大会。在会下，笔者有幸两次与徐显明教授进行了较长时间的交谈。深感收益匪浅。现整理如下，以享读者。
☆张晶（以下简称☆）：欢迎徐校长在百忙中抽时间参加这次有关罪犯人权方面的理论研讨会。我知道您很早就进行了人权理论方面的系统研究，您的人权理论倍受关注。我也读过您在山东大学任职期间编写的有关“法理文库”中的不少专著，以及由您主编的《人权研究》刊物，尤其是前些日子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对您的采访。您是人权方面的权威，有您的参加，这次会议一定会开得非常成功。
★徐显明校长（以下简称★）：过奖了。我的确在人权的系统研究方面起步较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我写的《论权利》的其中许多观点，现在还在被广泛引用。权利是法治的核心理念。我们倡导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国共产党人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发展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其基本点在于保障人权，在此基础上，还要发展人权，使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自由与幸福得到全面的发展。
☆：人权问题是一个敏感的话题，特别是罪犯的权利、或者说是人权，受到广泛的社会关注。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罪犯的人权状况是衡量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文明的标尺。请问徐校长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你说的有道理。的确是这样，罪犯人权是一个特殊的领域。我们国家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初发表了《中国改造罪犯的状况》白皮书。对罪犯的人权进行了全面、具体的概括，向国际社会展示了社会主义中国的人权状况。这是非常必要的。
罪犯是公民，他们在监狱服刑，他们的权利受到限制。这是社会正义的体现。同时，他们的权利也受到了特别的保护。考察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人权保障的状况，人们不是去看高层人士的人权如何，而是恰恰相反，人们要去考察处在社会底层的人士、弱势群体的人权保障程度。社会底层、社会弱势的人权得到保障了，整个社会的人权水平就提高了。罪犯正是处在社会特殊状态中的人，是弱者，需要受到特别的关照。
对一个社会来说，每一个人的人权都需要保护，社会为什么要特别保护妇女、儿童，为什么要保护残疾人，就是这个道理。正的因为如此，联合国才制定了《囚犯待遇最低限度规则》。
☆ 徐校长，我们对罪犯人权的认识到目前为止，还不
是很统一的，在广大基层监狱警察中，不少人还难以理解为什么要特别强调保障罪犯的人权？他们认为，监狱警察的人权还没有保障呢，我们又如何保障罪犯的人权？我认为，这样的认识是偏颇的，我感觉这于长期以来的我们强调监狱是国家的专政工具，与我们对法的本质的理解有密切关系。如，我们对法的本质的理解实际是马克思针对英国资产阶级法所写的的一段话。我们具体表述为：法是统治阶级的意志；而这种意志是由这个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我以为我们的这种理解扩大了马克思的原意，因而是不准确的，有片面性。
★：这是马克思写在《共产党宣言》中的一句话，原话是这么说的“你们的观念本身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的产物，正像你们的法不过是被奉为法律的你们这个阶级的意志一样，而这种意志的内容是由你们这个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来决定的。”马克思的这句话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说是，是针对资产阶级的，我们在理解这句话时，必须注意到特定的语境下的具体条件。如果我们将其无限放大，放到任何社会形态去理解，那就缺乏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的科学化，甚至是曲解了。问题就在于，我们的这种理解是普遍的，是长期以来支配我们思考和研究法律的核心思想。这表现在监狱工作实际中，就表征为监狱是专政工具。大家认为，对人民讲民主，对敌人讲专政，因而，在监狱服刑的罪犯就成为了专政对象。对专政对象，当然就不能讲人权。（张晶：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忍）这是长期以来，制约我们思想的精神枷锁。人民的概念与敌人的概念是政治上的判断，而非法律上的判断。法律上，在理解“人”的时候，首先要承认所有的人都是法律关系的主体。在主体问题上，必须承认“普遍性”原则，即权利的主体是普遍的，亦即人权的主体是普遍的，不管是“敌人”，还是“人民”，只要他是人，他就享有人权。显然，对罪犯也要讲人权。这是建立法治国的必然要求。
☆：这次研讨会，我注意到，我们实际工作部门的同志，还是倾向于探讨罪犯人权的受限制性，以区别于普通人的人权。我理解，这反映了实际部门的同志其深层次、或潜意识的表现出的对罪犯人权的一种不情愿，意思是说，罪犯的人权与普通人是不同的，不要老是强调罪犯的人权。言下之意是罪犯的人权是受到方方面面制约的人权。
★：对这个问题要全面、具体的分析。我不否认，有这种因素，但罪犯的人权的确不同于普通人。不同在于，他们是在服刑的前提下的人权。在人权理论上，这类人权被称为“特殊公权力的人权”，这类人权的主体如军人、外交官、受刑人等，他们的共同的特征是处在一种特别强制的法律关系中。
我们习惯于称呼的罪犯，这本身就是带有歧视的意思，有人格差别的成分。在欧美国家，对罪犯一般称呼为服刑人员；在日本、德国，他们被称为“受刑人”。这个概念表达的是一种状态，不带任何歧视性。
☆：在香港，称呼罪犯为在囚人士。
罪犯的人权，有赖于监狱、监狱警察的积极的作为才能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说，罪犯的权利是特别的人权。但这不是罪犯人权的“限制性”。限制性，更多理解为人权的消极意义的特点，如罪犯的人权是受到限制的人权。
★：是这样。
☆：在人权的意义上，罪犯的权利是多方面的。监狱警察习以为常的教育罪犯认罪服法问题，其实从权利的意义上说，是需要再探讨的。监狱有什么权力让罪犯认罪服法？监狱警察你如何知道罪犯有没有罪？因为所谓罪犯的罪，是由法院认定和判决的。对判决的态度，是受刑人意志自由的部分。强迫认罪，一旦判决是错的，这个强迫本身该如何认定呢？在受刑人的特有权利中，拒绝认罪应是一种权利。无这种权利，其控告、申诉及请求司法公正的权利又以什么为依据呢？
★：罪犯有不认罪的权利。监狱时常会发生这样的情况，这里，罪犯认罪了，并且表现很好，突然，法院一纸裁定，改判为较轻的刑罚了。这就是法律上的笑话了。有错必纠是对的。但这和罪犯认罪服法不认罪服法是两回事。监狱警察，仅凭法院的判决书，很难认定罪犯是否有罪。有些案子是非常复杂的。在监狱，罪犯屈服于压力和自己的现实需要，表面上认罪服法了，其实内心深处并不服气，这样的认罪服法不过是自欺欺人，做给监狱警察看罢了。
☆：认罪服法在目前的法律框架下，对罪犯还是有实际意义的：法律规定，认罪服法是罪犯减刑、假释的第一个条件。我们的理论一直认为，认罪服法是接受改造的前提和基础；我们的逻辑是，不认罪服法，何来改造？不改造，何来减刑？我们在实际工作中，正在努力改变监狱警察的僵化观念，确立罪犯是公民的现代理念，尊重罪犯的人权。使广大监狱警察明白，罪犯是公民，罪犯的人权，是和公民一样的神圣；形式一样的必需；救济一样的重要。
★：我注意到了你们的《江苏警视》杂志。上面有一页“论权利”的文字（张晶：其中，有您的一段，是《学习时报》上刊登的）。我也注意到了江苏介绍的经验。在法治的语境里去保障罪犯的人权，起点是高的。不过，要转变人们几千年来积淀的对人权的偏见是困难的。这次会议上，还有的同志把敌人和人民的概念拿出来去套服刑人员，说服刑人员中，有敌人，也有人民。这种表述没有意义。
☆：敌人、人民是政治概念；罪犯、守法公民是法律概念，二者是搅不到一起去的。
★ ：这些概念，很早就解决了。我们讲人权，首先
搞清楚人权的主体。不要老是批判抽象的人权；也不要只讲“类”人权。服刑人员，作为一类是有区别于其他“类”的人权，但是，服刑人员作为个体也是有人权的。不然，仅仅是作为“类”，仍然是抽象的，也是不合逻辑的。不要搞的连我们自己也都绕不清楚了。服刑人员的人权，我们在法律的范围内讨论，不要政治化，不要争论是敌人的人权，还是人民的人权。我们正在由政治社会走向公民社会，这是由传统走向现代的必然趋势。服刑人员的人权也必定得到更快、更高的发展，这是我们所期待的，也是阻挡不了的。
《学习时报》的记者采访我时，我曾经说过，保障公民权利是依法治国的本质。执政为民，为民之何？我的判断就是为了人民（公民）的权利。人民的根本利益，要靠法律上的权利来实现。要以公民权利为中心重新构筑国家制度，以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为基础来建立法律制度，体现绝大多数人的意志的政治，也就是我们讲的民主政治。
我的意思是说，保障罪犯的人权，我们重要的是在思想观念上，或者说在理念上搞清楚人权所蕴涵的价值，这样，无论是保障公民的人权，还是保障罪犯——服刑人员的人权，我们都不会发生偏差，都会成为我们的自觉行动。
☆：您的见解很重要，对我们监狱机关的实际工作将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和指导作用。谢谢您的指教。



国家林业局


国家林业局关于开展森林采伐管理改革试点的通知

林资发［2008］263号


　　森林采伐管理是我国林业管理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强化林木采伐管理，形成了一套较为严格的森林采伐管理体系，对保护森林资源起到了重要作用。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和现代林业建设的不断深入，现行的森林采伐管理与落实林农处置权的要求和森林经营的矛盾日益突出，特别是采伐申请程序复杂、渠道不畅，指标分配不合理、不及时，影响了正常的森林经营，亟待改革完善。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意见》（中发[2008]10号）精神，进一步完善森林采伐管理机制，切实巩固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成果，促进森林可持续经营，加快现代林业建设，我局决定，开展森林采伐管理改革试点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森林采伐管理改革试点的重要意义
　　森林采伐管理改革是全面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必然要求，是全面推进现代林业建设的战略举措，是全面推进森林可持续经营的现实需要，是林业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后，林业的生产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广大林农拥有了林地承包经营权和林木的所有权，渴望明晰的经营权和处置权；同时，森林经营主体的落实，也为全面提升森林经营水平提供了重要条件。抓住这一机遇，建立与现代林权制度相适应的森林采伐管理新机制，对保障生态安全，释放林业生产力，实现生态受保护、林农得实惠，促进广大林区的和谐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森林采伐管理改革涉及面广、影响深远，不仅关系到森林经营者的权益，还关系到林区的生态安全和全国林业的健康发展。先行开展试点工作，积极探索改革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及解决办法对保障全面改革的顺利进行具有重要作用。各省级林业主管部门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创新机制，以森林可持续经营管理为主线，统筹兼顾森林的多种效益，把握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进程，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适时开展森林采伐管理改革试点工作。
　　二、森林采伐管理改革试点工作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总体目标
　　森林采伐管理改革试点工作必须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林业发展的决定》和《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意见》精神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严格保护、积极发展、科学经营、持续利用森林资源的基本方针，以森林可持续经营为主线，以森林资源数量增长、质量提高、结构优化为目标，不断创新经营和管理机制，充分调动森林经营者发展林业的积极性，全面提升森林经营管理水平。
　　在改革试点工作过程中，必须坚持统筹生态管理与落实森林处置权的原则，确保生态受保护，林农得实惠；坚持分类指导、循序渐进的原则，确保改革有序展开；坚持依法经营、规范管理的原则，确保方便林农，依法行政；坚持可持续经营的原则，确保提高森林经营水平。
　　通过试点，在试点单位构建管理公正透明、经营科学有序、管理与经营相协调的森林采伐管理新机制，逐步建立起以森林分类经营为主线，县级森林经营规划为指导，森林经营方案为载体，小班经营为单元，多种经营模式为支撑的森林可持续经营新体系，最终实现森林采伐由指标控制向森林可持续经营管理转变，为全面改革提供理论框架和实践基础。
　　三、森林采伐管理改革试点的重点内容
　　根据当前森林经营管理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和加强林木采伐管理基础工作的实际需要，改革试点主要围绕下列重点内容展开。
　　（一）改革森林采伐限额管理，探索森林资源消耗管理的新途径。在坚持森林采伐限额制度和基本原则的前提下，进一步优化采伐限额管理机制。森林采伐限额管理范围可确定为规划林地上的各类林木，其他林木采伐可不纳入采伐限额管理。对规划林地上的林木，建立以森林经营方案为基础的森林采伐限额管理体系。已编制森林经营方案的，要按照森林经营方案确定的森林经营活动测算核定森林采伐限额；未编制森林经营方案的，可按照用材林的消耗量低于生长量和科学经营的原则宏观测算核定森林采伐限额，平衡控制森林采伐总量。
　　简化森林采伐限额指标结构，经国务院批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分解下达的“十一五”期间的年森林采伐限额可实行总量控制，也可以根据本地区森林资源保护管理和森林经营的实际需要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重新设置分项限额。对年度木材生产计划实行备案制。
　　（二）改革森林采伐管理方式，探索建立森林采伐分类管理的新机制。规划林地上的林木，已编制森林经营方案的，按照森林经营方案分配采伐指标，批准采伐申请，核发林木采伐许可证；未编制森林经营方案的，按照森林资源所占份额和分类排序的原则安排采伐指标，批准采伐申请，核发林木采伐许可证。
　　其他林木，对具有特定防护功能的林带、片林，可以县为单位，按照全面建设、适时更新的原则，统一规划，实行以规划控制为主导的林木采伐管理机制。各树种的更新采伐年龄和采伐更新方式由省级林业主管部门按照兼顾防护效益和经济效益，统筹景观控制和局部利用的原则合理确定。在确保更新的前提下，对符合更新采伐条件的林木采伐申请，林业主管部门及时核发林木采伐许可证。对群众因调整种植结构等自发营造的林木，可由森林经营者自主经营，对申请采伐的，林业主管部门及时核发林木采伐许可证。
　　（三）简化林木采伐管理环节，探索建立森林采伐高效管理的新模式。森林经营者需要采伐林木的，可以向乡镇林业工作站提出申请，也可以直接向县级林业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取消其他各类中间审核环节。简化伐区调查设计，对商品林实施简易伐区调查设计，实行皆伐作业的，以面积控制为主，实行择伐作业的以蓄积控制为主。对符合设计要求的，可按实际采伐量核销采伐限额指标。
　　（四）加强科学经营管理指导，探索建立森林可持续经营管理的新体系。一是编制县级森林可持续经营规划。根据对森林功能的需求和森林资源的特点，进一步细化森林功能分区，控制不合理的经营安排，引导最佳森林培育模式，形成森林可持续经营的基本构架。二是在县级森林可持续经营规划的总体框架下，按照广大林农能接受，林业部门可操作和具体实施简易实用的原则，加快编制森林经营方案，使各类森林经营主体编制的森林经营方案所拟定的森林经营模式和森林经营活动与森林可持续经营规划相衔接。三是开发多种森林可持续经营模式，针对不同区域、不同森林结构和功能以及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等特点，开发相应的森林可持续经营模式。通过以上三项工作，初步构建县级森林可持续经营的总体框架。
　　四、森林采伐管理改革试点的范围和审批程序
　　森林采伐管理改革试点主要在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主体改革任务已经完成、管理工作到位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县（市）为单位展开。其他省、自治区、直辖市可以结合集体林权制度改革，选择少数县（市）同步进行。试点工作从2009年开始， 2010年底进行全面总结。拟进行森林采伐管理改革试点的省（区、市），可结合自身实际，制定试点方案，明确试点范围、试点内容、试点目标、试点期限、政策界限等，报我局批准。在此基础上，以县（市）为单位制定详细的实施方案，由省、自治区、直辖市林业主管部门批准后实施。
　　五、森林采伐管理改革试点的组织领导
　　森林采伐管理改革政策性强、涉及面广、技术要求高，需要积极稳妥、循序渐进地推进。各级林业主管部门应将森林采伐管理改革试点纳入当前林业工作的重要内容，成立专门领导小组，组织强有力的工作机构，研究、部署和组织开展试点工作。要结合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组织调研，了解不同区域和不同经营主体森林经营管理水平以及对森林采伐管理制度改革的需求，分析当前森林采伐管理对森林资源可持续经营和建立“三大体系”的影响，提出改革的具体内容和试点范围，制定有针对性的改革措施和模式。试点过程中要积极协调、认真解决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要落实工作目标责任制度，明确工作职责，确保改革工作落到实处；要进一步建立和完善相关管理规范及技术规程，使森林采伐管理改革试点工作始终依法进行、规范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