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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水澄《行政法泛论》与公物法体例/刘建昆

时间:2024-07-22 07:18:33 来源: 法律资料网 作者:法律资料网 阅读:9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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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水澄《行政法泛论》与公物法体例

刘建昆


  早期的行政法不严格区分公物与公营造物,所以文中的举例往往参差互现。清水澄将公物法和公营造物法置于总论之中,是目前可见的资料中最早的。对于公物法内容在行政法学体系中出现的位置,大致有两种体例:

  一种是归入行政法泛论或者行政法总论之行政组织。采取这种体例的有:1、日本清水澄在《行政法泛论·第二编行政机关》第八章论及营造物;2、民国朱章宝《行政法总论·第二章行政组织》述及“非法人的营造物”;3、民国范扬在《行政法总论·第三章行政组织》第五节营造物及公物中论述;4、日本西岗等《现代行政法概论·第二编行政主体与客体法》第六章第一节论述公物法;5、王名扬《法国行政法·第五章行政主体的财产》置于公务员制度之后;6、台湾翁岳生编《行政法2000》在上册论及公物法。7台湾吴庚在《行政法之理论与实用··第二编行政组织与公务员法》第四节论述公物及其法律关系。

  第二种是归入行政法各论或者行政法分论之行政作用。1、法国奥里乌《行政法与公法精要·第四卷公共权力法》论述公产的内容;1、日本织田万在《清国行政法·行政法大意》第四章行政作用论及营造物管理;2、日本美浓部达吉《行政法撮要》下卷;3、民国白鹏飞《行政法大纲》在下编《第二章保育》论及公物;4、民国管欧在《行政法各论·第二类保育行政》第五章论述公物,比较有趣的是管欧在后出的《中国行政法总论》第十九版中,又将公物纳入了第二篇行政组织之第十章公物;5、韩国金东熙在《行政法二·特别作用行政法》第三章给付行政法中论述公物。

  区分两种体例是有意义的。台湾学者李惠宗认为:“认为公物法属行政组织法者,会倾向于公物之一般利用属于组织上的反射利益;而认为系给付行政法者,传统的见解在给付关系上,利用者的权力性较为单薄,而在现代的福利国家观念下,公物之一般利用已具有权利之性质。”

  从上述举例看,两种体例的支持者数量似乎相差不大。公物法德国被称为“瓦砾堆”,盖以其内容繁杂,不仅涉及给付行政,尚涉及公物的许可利用、养护负担、警察权保护、公物致害赔偿等大量内容。沃尔夫等巨著三卷本《行政法》在第二卷专设一编《公产法》。日本盐野宏在《行政法·第四编行政手段论》第三部论述公物法的体系时曾解释说:“在本书中,将公物法定位于和公务员并列的广泛意义上的行政组织法中。”即持第一种体例。“本书主要是在为大学进行行政法授课用的。”“我对作为分论的行政作用法论持有疑问,而在行政过程论中全面论述公物法是有困难的。”反之,日本大桥洋一则看来“在现代行政上,公物法与社会法、资助法共同构成了给付行政的三驾马车”。看来,两种体例的分歧还将继续存在下去。

二○○九年十一月十五日

附录:第八章 营造物

营造物者,欲达行政目的,供公用而设者也。对于此种营造物,有宜注意者:

第一,营造物非受统治者之委任,而行命令权者也。此与行命令权之官厅相异,或谓营造物随其使用而生强制作用,不知此等强制乃营造物所在之公共团体或官厅,命令权之作用也。营造物本体,绝无命令权者也。如强制学龄儿童,使人小学校,夫小学校非强制之物乃管理学校行政者之强制也。

第二,营造物供公众使用,故营造物之观念与公有物与公有财产等观念有别。组织营造物之物件,固属公用物或公用财产。而公用物或公用财产未必皆供公众使用,此最宜注意者也。如非一私人所有之道路基地,为公用物或公用财产,且为组织道路营造物之物件。若供官厅所用之建物或基地,虽亦为公用物或公用财产,而与营造物则全无关系矣。

第三,组织营造物之物件,不妨属于私权之目的物。又组织营造物对象之所有权,亦不妨属于一私人。惟行使私权时,不得抵触其为营造物之范围已耳。

第四,就管理营造物者而言,宜注意下列事项:

一、不问所有权属于何人,凡管理营造物者,即营造物之主体。至何种资格,始可为其主体,则视事业之种类,设立之手续而定。如,关于国家事业之营造物,则为国家营造物;关于公共团体事业之营造物;则为公共团体营造物。若不能视事业之种类而分者,则以国家所设立者,为国家营造物;公共团体所设立者,为公共团体营造物。然营造物主体,仍可以其管理权委任他人者也。

二、管理营造物,非依私法上管理财产之规定而适用公法上之原理者也。

三、附属于营造物之警察权,不必管理者自行之,亦视法规之所定而已。

四、管理营造物者之权限,如下:

甲、维持之、保存之。

乙、许可使用、限制使用。

丙、征收使用费。

第五,,营造物之组织物件所生果实,不问其为法定果实或天然果实,皆归物件所有者。但分离其果实而有害营造物之使用,则不在此限。

第六,使用营造物,计分三种:

一、不待有所行为而认其可以使用之者。

二、因许可而使用之者。
试析无权处分的效力
——兼论对《合同法》第五十一条的理解

翟鸣飞

内 容 提 要

无权处分行为的效力目前在我国学术界和实务界有三种学说:无效说、有效说和效力待定说。这三种学说分别建立在不同的物权变动体系下,本文从我国的物权变动模式的选择入手,指出债权形式主义是我国目前已经确认的物权变动模式,从而说明在债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下的效力待定说,是符合我国目前法制背景和我国的国情的一种学说。对于《合同法》第51条所确定的无权处分制度,不应当以其尚未完善之处加以否认整个效力待定说,而应当在效力待定说的指导下积极完善我国的无权处分制度。作者将《合同法》第51条的内容理解为:效力待定的无权处分合同,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权处分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或者在相对人善意且符合善意取得制度适用条件的情况下,成为生效的合同。并在此基础上分析无权处分行为如何与善意取得制度、权利瑕疵担保制度和不当得利制度之间的协调。
关键词:无权处分 合同效力 物权变动模式 债权形式主义 善意取得
Abstract
There are three academic theories on the efficiency of unauthorized disposition in our country at present: the theory of validity, the theory of invalidity, and the theory of validity to be decided. These theories are established on different systems of real right changing respectively. The author thinks that the Creditor’s rights pattern has been established in P.R.C. from the viewpoint of the mode of real rights changing, which illuminates the theory of validity to be decided in the Creditor’s rights pattern accords with the jural background and the situation of the P.R.C. The system of unauthorized disposition, which is stipulated in the article 51 of Contract Law, should be actively perfected rather than denying the whole system based on the incomplete article. The author deems that the contract of unauthorized disposition which is probable to be decided will become valid contract action in the condition of obligee admit posthumously, or disposer without right obtains the right after the contract concluded, even or the relative man is goodwill and answer for the condition of bona fide gaining system. The author also analyses how the unauthorized disposition assorts with the bona fide gaining system, the warranting liability for the defects of a donation system, and illegal profits system.
Key words: unauthorized disposition, the efficiency of the contract, mode of real right changing, the creditor’s rights pattern, bona fide gains


试析无权处分的效力
——兼论对《合同法》第五十一条的理解
东北财经大学 2004级民商法专业研究生 翟鸣飞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规定:“无权处分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权处分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对于该条规定的含义学术界争议很大 ,目前主要有以下三种不同的观点:无效说、有效说、效力待定说。
无效说是建立在债权意思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的基础上,将无权处分行为一概视为无效行为,这一观点目前只有少数学者主张,属少数说;有效说是建立在物权行为理论基础上,区分了物权行为和债权行为,物权行为因无权处分人不具有处分权而效力待定,之后权利人拒绝追认或无权处分人最终没有取得处分权而导致物权行为无效,债权行为效力仍不受影响,这些观点可谓目前的有力说 ;效力待定说是指当事人之间的债权合同效力待定,它建立在债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上,这一观点是当前我国学术界和实务界的通说 。本文力图从债权形式主义已经确认为我国的物权变动模式的角度出发,来说明效力待定说是符合我国国情和法制背景的一种观点,从而讨论无权处分行为的效力问题,以及无权处分行为与各制度之间的协调问题。

一、物权变动模式的选择
以上三种学说从表面上看,仅仅是对无权处分行为效力的认识差异,但在更深层次面上,它们的逻辑前提已然有异,它们代表着论者对我国物权行为变动模式的立法选择上认识的差异。所以,要分析无权处分行为的效力,必先要选择一种物权变动模式作为基础,笔者认为对无权处分行为的效力理解时,应采用债权形式主义作为其逻辑前提。
(一)债权意思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的局限
债权意思主义、物权形式主义及债权形式主义,为近现代各国民法关于物权变动的三种基本理论学说。此三种学说中,债权意思主义又称为意思主义,以《法国民法典》和《日本民法典》为典型代表。债权意思主义认为物权变动为债权行为的当然结果,不承认有所谓物权行为,所有权的转移以债权契约为根据,既不须另有物权行为,也不以登记和交付为生效要件。
债权意思主义模式下,物权交易的成败完全取决于当事人的意思,“这就极大地限制了国家公权力对于物权交易和个人意思的干预”,同时,“免去前资本主义时代物权交易所需要的诸多烦琐程序”。 债权意思主义对于第三人极为不利,当事人双方只要存在意思表示即发生了物权变动的效力,“这种结果使社会和第三人不能从外部明了当事人之间是否发生了物权变动,以及物权变动的具体时间,从而使物权变动的法律关系难以清晰地为社会第三人所知悉。”
(二)物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的局限
物权形式主义是以《德国民法典》为典型代表的。依此学说,买卖标的物所有权的转移,除须有买卖契约、登记或者交付外,尚须有当事人就标的物所有权的移转作为一个独立于买卖契约之外的合意, 此合意即物权合意。换句话说,这是将物权的合意与登记或交付作为引起物权变动的法律事实的立法模式,即物权变动的物权形式主义。
物权形式主义,使当事人间的内部关系与对第三人的外部关系完全一致,从而避免了债权意思主义下,物权变动关系被分裂为对内关系和对外关系而衍生的复杂问题。但是物权形式主义也存在巨大的弊病:首先,在物权形式主义下,债权行为始终基于合意而成立,这就忽略了买受人在订立合同时的心理状态是善意还是恶意,在买受人恶意订立合同的情况下,他也可以基于无效的债权合同获得利益,而因物权行为的无因性出卖人仅能依不当得利的规定请求赔偿。这就使出卖人具有绝对效力的所有权变为仅具相对效力的债权,严重损害出卖人利益,“并违背现代人类正义的法感情与法意识” ;第二,把物权合意从债权合意中分离出来,并赋予其独立性及无因性,“结果不独使物权变动之际的法律关系徒增紊乱,同时也与社会生活的实际理念不符”。
(三)债权形式主义已被世界大多数国家所接纳
债权形式主义,也称意思主义与登记或交付的结合,以奥地利民法与瑞士民法为其代表。依此学说,物权因法律行为发生变动时,除当事人间须有债权合意外,仅需另外践行登记或交付的法定方式即生物权变动的效力。 债权形式主义兼具债权意思主义和物权形式主义的优点,同时又克服了两者的不足和局限性,既能使当事人的意思得到充分的尊重,有能够使物权变动中当事人间的内部关系和对第三人的外部关系协调统一起来,切实保障交易安全。二战以来的现代各国民法广泛采取债权形式主义。债权形式主义已在当代世界民法立法中居于有力和支配地位,代表着物权变动立法规则模式的基本潮流和趋向。
(四)我国已经接受债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72条是我国现行民事立法关于动产物权变动的基本规定。其规定,按照合同或其他合法方式取得财产的,财产所有权从财产交付时起转移,法律另有规定或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据此可知,交付为动产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所有权的转移不要求另有移转所有权的合意(物权合意),而是将所有权的移转直接作为合同履行的当然结果。
对于不动产物权变动,我国也是采意思主义与登记的结合(即债权形式主义),登记为不动产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既不承认有物权的合意,也不承认物权变动的无因性。

二、对无权处分行为的效力判断
所谓无权处分行为,是指无权处分人处分他人财产,并与相对人订立转让财产的合同。 无权处分的效力问题,我国学术界存在三种不同的观点,下面分别对此三种观点进行评述。
(一)对于无效说
无效说在我国学术界虽然只是少数说,但在司法实践中却被经常采用。 将无权处分合同一概视为无效合同,这显然不妥,尽管无权处分行为可能会造成对真正权利人的侵害,但这只是一种可能性,并不一定必然造成权利人的损害,无权处分行为也可能符合权利人的意志和利益,例如:无权处分人高价将权利人的物品卖出,权利人认为此处分对其有利,从而追认了该无权处分行为,此时,在权利人、无权处分人和相对人都自愿接受该合同约束的情况下,一概地认为无权处分合同无效,完全忽视当事人的意愿。
此外,学术界关于无效说论证其自身存在合理性的原因通常有二:第一,从比较法的角度考虑,《法国民法典》第1599条明确规定无权处分行为无效,那我国也应作如此规定;第二,认为我国《合同法》第132条规定,“出卖的标的,应当属于出卖人所有或出卖人有权处分”为强制性规定,那么根据《合同法》第52条第5项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无权处分行为当然为无效的合同行为。
对于第一项原因,如前已经分析,各国物权变动的立法选择不同,尽管《法国民法典》第1599条明确规定无权处分行为无效,但也不能据此认为我国应将无权处分行为规定为无效行为。比较法的研究方法,其运用范围是有边界的,具有难以克服的“地方性”。一般而言,只有在相同或相似的法制背景下,才有将域外的法制经验运用到本国的法律解释的余地。 如前所述,我国已选择合意与登记或交付相结合的债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立法模式,与法国的债权意思主义的物权变动立法模式是根本不同的,法制背景差异如此之大,却简单的通过比较法的方法,就将《法国民法典》上的规定搬到我国民法上的做法是轻率的,不可靠的。
对于第二个理由,认为我国《合同法》第132条为强制性规定,而得出无权处分合同无效的结论,也不能成立。因为,《合同法》第132条第1款的规定并非强制性规定。从实质上看,强制性规定属于私法自治的例外和必要补充。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只有当事人的合同约定妨害或有可能妨害国家利益或者公共利益的时候,才有必要在法律上设置强制性规定。在买卖合同中,出卖人有无处分能力,仅涉及特定当事人之间的利益,于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并无大碍,因而无国家干预的必要。 在形式上,强制性规定是法官据以判案的依据,是法律上的裁判规范,它应当对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做出安排。因此第132条第1款并非合同法上的强制性规定,而是属于《合同法》上的倡导性规范。
(二)对于有效说
有效说是建立在物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立法模式上,最具代表性的国家和地区为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在物权行为模式下,法律行为被区分为负担行为即债权行为和处分行为即物权行为,负担行为的效力不受处分权的影响,处分行为则以行为人具有处分权为核心要件。在无权处分的情况下,处分人虽然没有处分权,但并不影响买卖合同的效力,只是影响物权行为的效力。《德国民法典》第185条规定:“(1)非权利人对标的物所为的处分,经权利人事先允许者,也为有效。(2)前项处分如经权利人事后追认,或因处分人取得标的物时,或权利人成为处分人的继承人而对其遗产负无限责任时,为有效。”但是《德国民法典》所规定的效力待定实际上是指物权行为效力待定,而不是指债权行为效力待定,债权行为不因无权处分人没有处分权而受到影响。正如德国学者梅迪库斯所指出,“法律行为处分禁止在物权上的无效性,不应当影响某项不为处分的义务在债权上的有效性,也就是说,负有处分禁止义务的人虽然能够处分,但是他不应当为处分。”
我国台湾学者王泽鉴先生曾经专门以出卖他人之物的行为为例,分析了无权处分行为的效力问题。他认为,出卖他人之物的买卖合同属债权行为,仅发生债权债务关系,债权行为不以出卖人有处分权为必要,出卖人对标的物虽无处分权,买卖合同仍然有效 。
但是,该学说的缺陷也是十分明显的。有效说没有区分相对人是善意还是恶意,而认为合同一律有效,这对真正权利人的保障十分不利,因为无权处分行为极为可能造成对权利人的利益的损害。妨碍其正常地享有和行使财产权,尤其在相对人恶意的情况下,如果认为无权处分行为一概有效,那么不仅对权利人的意志和利益是一种漠视,对正常交易的秩序也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在无权处分的情况下,尽管需要强调对相对人的利益的保护,但也要视其是否善意而定,如果相对人是善意的,则根据有效的债权行为而加以保护;如果相对人是恶意的,则应把保护的重心移至真正权利人的利益上,不能为了保护动的交易安全,而忽视对权利人权利的静的安全的保护。
此外,如前分析,物权行为理论将物权行为从债权行为中独立出来,使现实生活简单的交易活动,人为地分解为三个相互独立的关系,使物权变动过程徒增复杂,过于繁琐,这也是有效说不可取之处。
(三)对于效力待定说
效力待定说是以我国法制为背景,以债权形式主义为物权变动立法选择的,此种观点认为,无权处分行为是一种效力待定的行为,无权处分人与相对人订立了处分他人财产的合同,经权利人追认或行为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后,合同自始有效。行为人未取得处分权的,权利人又不追认的,合同无效,但是该无效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
尽管此说为我国目前学术界和实务界的通说,但仍有许多学者提出该说具有许多不能克服的缺陷:

景德镇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暂行办法

江西省景德镇市人民政府


景府发[1998]11号

景德镇市人民政府关于发布《景德镇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暂行办法》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有关部门,直各有关单位:
  《景德镇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暂行办法》已经1998年5月19日市政府第5次常务会议通过,现
予以发布施行。

一九九八年五月二十一日


景德镇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建立健全我市社会保障体系,保障城市居民的基本生活权益,为我市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创造稳定的社会环境。根据国务院、省政府《关于建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精神,结合我市实际,特制定本暂行办法。

  第二条 最低生活保障是对城市居民家庭人均总收入低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贫困居民实行救济,保证其生活水平达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社会救济制度。

  第三条 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按我市城市居民最低基本生活必需品的物价指数和财政收入等实际情况,每年由市民政部门会同财政、统计、物价等部门适时根据物价和社会生活水平制定,经市政府批准后向社会公布。

  第四条 最低生活保障对象是指本市非农常住户口家庭月人均总收入低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下列人员:
  (一)在企业下岗后,领取基本生活费,最低工资或从事各种生产经营活动,但家庭人均总收入仍低于最低生
  活保障标准的下岗职工;
  (二)在单位领取退休工资后,家庭人均总收入仍低于最低生活保障的退休人员;

  (三)无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无法定赡养人或抚养人的居民;

  (四)在单位领取工资后,家庭人均总收入仍低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人员;

  (五)领取失业救济金期间或失业救济期满后仍未重新就业,家庭人均总收入低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居民;
  
  (六)因天灾人祸等各种特殊原因造成家庭人均总收入低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居民。
第五条 家庭成员的确定。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章有关赡养、抚养关系的条款执行。
  
  (一)未成年子女,父母双亡的孙子女,外孙子女;

  (二)无生活来源的父母,子女亡故的祖父母,外祖父母;

  (三)丧失劳动能力或虽未完全丧失劳动能力,但其收入不足以维持生活的,尚在校就读确无独立生活能力的成年子女;

  (四)父母双亡或父母无力抚养的未成年的弟、妹和年龄虽已超过十六周岁的,由于患有严重残疾,经医务部门证明丧失劳动能力,劳动部门无法安排就业的兄弟姐妹;

  (五)经法定手续确立赡养,抚养关系的人员。

  第六条 救济对象的家庭收入确定范围主要是家庭直系成员(包括父母、配偶、子女)的下列收入:
  (一)各类工资、奖金、津贴和退休金及存款利息、有价证券股息、房地产出租等其他收入;

  (二)在大中专院校就读或当艺徒的助学金、生活津贴及勤工俭学等收入;

  (三)接收亲属的所有赡养、抚养金收入,获得的社会捐赠和各种救济金;

  (四)社会救济对象和失业人员领取的各种救济金和通过各种劳动方式获得的所有收入;

  (五)家庭直系成员分立户口的确定家庭收入时应合并计算。确定保障对象时,除计算本条例的各种收入外,还要了解核实其实际生活水平,做到扶真不扶假,扶勤不扶懒,扶正不扶邪。根据国家有关规定享受特殊待遇的优抚对象等人员,其抚恤金等不计入家庭收入。对原所在单位已确定最低工资,基本生活费以及退休金的,不论是否领取,都视为领取,其基数必须计入收入。未按时领到或领取不到的应找单位或主管部门解决。
第七条 保障资金的来源。市、县(市、区)属企业、事业单位的在职及离退休人员家庭的保障资金,中央、省驻市企事业单位在职人员家庭的保障资金按财务体制、由财政分级负担;市直各机关及事业单位在职及离退休人员家庭的保障资金,由市财政负担;并通过社会捐赠、赞助等多渠道筹集资金。无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无法定赡养人或抚养人居民的保障资金由户口所在地的县(市、区)财政负担。民政对象原享受的救济资金渠道保持不变。
第八条 申请、救济办法及审批手续。凡符合享受最低生活保障救济的人员应向户口所在地居委会提出书面申请,领取并如实填写《景德镇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救济申请表》一式四份,由居委会对其家庭成员及实际经济 入进行调查核实,签署救济金金额意见报所在街道办事处审查,张榜公布后由县(市、区)民政局批准,报景德镇市民政局审批备案。经审批确认后发给《景德镇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救济证》。保障对象凭证每月到户口所在地街道办事处民政办领取最低保障救济金。

  第九条 保障资金发放原则。对无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无法定赡养人或抚养人的保障对象按最低生活保障标准金额全额发放,对其他保障对象均按其家庭月人均收入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差额发放(公式为:实发救济金额=最低生活保障标准金额×家庭人口数-家庭月总收入金额)。对有劳动能力的困难居民、下岗职工,劳动等有关部门应积极开辟就业渠道,安排他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鼓励他们自食其力。
  
  第十条 不能列入救济对象的人员:
  (一)违反《婚姻法》、《收养法》和计划生育等有关法律、法规的人员;
  (二)无正当理由两次不接受有关部门和单位就业安排的人员;
  (三)因赌博、炒股、炒房地产、非法经营等导致生活贫困的;
  (四)有子女而不尽赡养义务的。
  
  第十一条 管理与监督。
  (一)市、县(市、区)设最低生活保障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设在民政局。
  (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实行动态管理,建帐立卡,定期审核。申请人必须如实反映家庭成员及经济收入情况,不能隐瞒虚报或冒领救济金,对单位出具不真实证明的,工作严重不负责任者一经查实,将依纪依法严肃处理。申请者或已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家庭,应主动接受各级组织的调查实等监督管理。对家庭月人均总收入已高于当年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要及时收回《景德镇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救济证》,停发救济金。

  (三)各级民政部门及有关单位要建立相应的工作责任制,对救济对象要认真审核,严格把关,及时足额将救济金发放到保障对象手中,切实保障困难居民的基本生活。

  (四)坚持政策公开、对象公开、救济金额公开,增加透明度。经审核确定的保障救济对象、保障救济金额和保障救济金的发放情况,各居民委员会要每月张榜公布,接受群众监督,鼓励群众举报,严禁克扣、挪用、挤占、贪污救济资金,严禁搞照顾、优亲厚友。用于申报、审核、发放最低生活保障救济的各种表、册、证全市统一式样,各种手续资料每月由申报单位和审核部门整理存档备查。

  (五)最低生活保障资金实行专款专用,纳入社会救济专项资金支出科目,建立专门帐号管理。每年年底前由各级民政部门提出下一年用款计划,由各级财政列入预算或筹集,定期拨付,年终要编制决算,送同级财政部门审查。保障资金的使用要接受财政和审计部门的定期检查、审计。

  第十二条 凡持有《景德镇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救济证》的特困居民,可享受政府规定的有关优惠政策。

  第十三条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可依照本暂行办法制定本地区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实施细则。

  第十四条 本暂行办法由景德镇民政局负责解释。

  第十五条 本暂行办法自1998年6月1日起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