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如何实现办案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的统一
钟伟苗
办案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关系问题其实是一个十分复杂也十分重大的问题。说其复杂，是因为论者虽然很多，但是大多是统而言之的口号宣示，并没有一个明确清楚的定义。社会效果的范围有多大？社会效果评价的对象是什么？社会效果由谁来评价？社会效果的判断标准是什么？社会效果的取舍条件是什么？等等。很多情况下，同样的案件，同样的问题，论者的立场不同结论就可能不同，有的甚至会完全相反。例如，人民群众和办案部门认为贪贿犯罪案件查处越多，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就越好。而个别党政领导却并不这样认为，在他们看来，这样的案件查得太多，很可能会影响地方形象，影响投资环境，社会效果不可能好。说其重大，是因为这不仅仅是一个法律问题和方法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中央和各级党委都明确要求要把办案的（政治效果）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统一起来。
如何正确理解并实现办案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这是非常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探讨的大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笔者认为，应当把握好以下三点：
一要把追求办案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最大限度的统一作为执法活动的指导思想。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不是现在才提出的，也不是一个阶段性或临时性的要求，更不是今天才开始的司法实践。这是“为谁掌权、为谁司法、怎样司法”的根本性问题。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群众法治意识的不断增强，人民群众对政法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新要求、新期待，不仅要求政法部门处理案件追求案结，更要追求事了，从而在根本上化解矛盾纠纷，促进社会和谐。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应当是统一的。如果办案的社会效果不好，很难说有好的法律效果。反过来也一样，如果办案的法律效果不好，一般也较难有好的社会效果。因此，把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对立起来的观点和做法是不妥当的。这里既有认识问题，也有方法问题。例如，在当前的宏观经济环境下，办理涉企涉税案件，在严格依法的前提下，是采用放水养鱼式的办案方式可能不太会影响企业的生存发展，而如果采用杀鸡取卵式的办案态度，可能一下子使企业陷入困境，甚至可能倒闭。可见，同样的严格执法，但思路是否开阔，方法是否灵活，其达到的社会效果就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要追求的就是在严格依法前提下最大最好的社会效果。但实践中有二种倾向值得引起关注：一是书生执法，机械司法，只求案结，不求事了，只会死搬硬套，不懂探求法的真谛，以为唯有这样才算严格执法。二是违背严格依法的前提，不管对什么案件均把一时一地的社会效果放在首位，以追求社会效果为名行执法违法或不当干预司法之实。
当然，实践中确实也经常会发生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暂时或局部的不统一的情况，因此，我们要追求的是两个效果之间最大限度的统一。如从办理故意伤害案件来说，检察机关该捕还是不该捕，该诉还是不该诉，该退补还是不退补，以及什么时候退补，什么时候改变强制措施，掌握什么时候调解最合适，什么时候起诉等等，都要因人因案而异。但标准只有一条：即既要严格依法，又要方法灵活有利于化解矛盾，努力实现当事人和谐和社会和谐为目标。如果我们的办案方法是千案一面，表面上是严格依法了，但怎么可能达到好的社会效果呢？又怎么能说这就是我们要追求的法律效果呢？
在对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关系的认识上要防止二个极端：一是看不到二者基本的一致性，认为一提社会效果就是不讲法律效果。这是非常幼稚的想法，因为法律总体上是为社会服务的。二是看不到二者暂时的或局部的矛盾性。这是非常天真的想法。因为从哲学上讲，矛盾是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事实上，二者之者在暂时或局部是经常发生矛盾的，因为法律具有概括性、抽象性和滞后性的特点。看不到矛盾就不可能想办法解决矛盾。因此，我们在办案的指导思想上，一定要时刻把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最大限度的统一作为出发点和归结点。
二要把探求法律的真谛和追求最大范围内、最长远社会效果作为追求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的有效手段。我们追求法律效果，要求执法人员严格执法，但由于法律本身具有的概括性和抽象性特点，使得不少情况下对严格执法涵义的理解本身也存在不小的争议。如劳动法规中规定，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在48小时内死亡的是工伤（认定工伤的情形之一）。在这里，48小时时间界限是确定的，但医院或亲属的行为却是不确定的，对伤者积极抢救可能会延长其死亡时间或不死亡，如果伤者突发疾病至死亡的时间超过48小时就不能认定为工伤；相反，如果伤者亲属主动放弃对伤者的积极治疗，伤者很可能会在48小时内死亡，而这却却是认定为工伤的情形之一。如果我们作工伤认定的行政部门机械执法，把前种情况一律不认定为工伤，就很可能会发生严重的道德风险。这样“严格执法”的社会效果是可想而知的，其法律效果也是无从谈起的。但是法律又必须有一个边界，否则就会没有准星。接上例，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于2004年11月1日作出劳社部函[2004]256号《关于实施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48小时的起算时间以医疗机构的初次诊断时间作为突发疾病的起算时间。但我认为，对上述意见的理解仍是具有推敲空间的。我们不谈该意见的法律地位问题，对其内容我们仍要具体分析。如果病人的病在医学上通过积极的治疗措施有治好的可能，则48小时的计算时间起点应从医学确诊时起算。这样既不违反法律规定，又注重社会效果。其实类似这样的案例在实践中是不少的。事实上，严格执法与正确解释法律是不矛盾的。由于解释法律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因此，近年来产生了一门专门的学科，叫法律解释学。梁慧星教授《裁判的方法》一书虽然是民法解释方法论，但对我们从事其他法律工作来说也是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价值的。正确的法律解释过程就是我们探求法律真谛的过程。我们探求法律真谛是严格执法的基础，对于离开这个基础的死扣条文式的“严格执法”应予摒弃。同时，我们追求的社会效果应当理解为不是局部的在地方或部门利益背景下的社会效果，也不是暂时的在短期行为前提下的社会效果。我们追求的社会效果应当是在最大范围内符合公序良俗的符合最大多数人利益的符合最长远利益的社会效果。
三要把良法之治作为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的最佳途径。曾被中央充分肯定的温州经济模式在崛起和发展过程中曾与当时法律上关于投机倒把的规定严重冲突，后来发现我们当时的这个法律是不适应当时的经济基础的，这样的法律只会严重地阻碍经济的发展。因此，这样的法律并非良法。如果这样的法律执行得越严格，那么对社会、对人民、对国家的危害性也会越大。并非良法的法律现在也还是存在的，可能数量也不在少数。如前段时间媒体上披露的“开胸验肺”事件就反映了当前在职业病认定方面的法律规定存在很大的不合理性。因此，我们追求办案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就要求法律本身应该是良法。法律的生命在于质量。如果说，改革开放之初，百业待兴，为尽快改变无法可依状况，推动了立法走上快车道的话，那么经过20多年的努力，新时期的立法所面临的是从实现有法可依到实现“良法之治”的转型。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立法为民则是社会主义法律的灵魂。关怀民生、维护民权、民主立法等人本理念，已渐渐融入立法的灵魂和血脉。我们执法者应当充分认识到，一个良法之治的时代已经或即将来到了。良法本身就是在立法时充分考虑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相统一的问题。因此，良法之治是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的最佳途径。良法之治除了立法之外，还有待于建立相关的重要配套制度，如违宪审查制度等等。当然执法也是最重要的环节之一。
办案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问题其实也是一个常说常新的问题，需要我们不断实践不断探索不断总结。对办案人员来说，这既是一个群众工作能力和把握政策法律的水平问题，也是一个工作责任性的问题，更是一个如何服务社会、服务经济的政治问题。
诸暨市检察院钟伟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