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的法治与有"我"的法治


我们信奉并践行法治，是因为法治乃是迄今为止相对说来更加符合人的本性和需求的较好的规范性制度安排，法治之下的生活是相对比较合理、比较有意义的生活，在这样的制度之下的生活很可能不是最好的生活形式，但绝对不是最坏的生活形式。因而在法治之下生活的现实的人们基本上都认可、接受这种生活，并小心谨慎地维护着这种生活，他们特别重视从历史和现实之中得到的经验，并希望而且也身体力行地从点滴的积累获得进步，倡导并践行在秩序稳定的和平环境中通过渐进的改良或改革来改善目前的生活状况。由此可见，法治一直是"低调"而"现实"的。

然而，信奉法治并愿意在法治之下生活的现实的人又并非是没有"理想"、没有对未来生活计划进行安排的人，他们也都满怀着对理想生活的希望，只不过认为理想的实现必须始于当前的足下，理想的完成需要漫长的时间，更需要脚踏实地的不断努力，所以他们把理想分解为一定的片断，从一个个小片断的真实实现之中最终向理想靠近。因此，他们反对在现实和当前"全面"构建并试图通过激烈的社会变革、在全然不顾自身的历史与现实条件的情况下践行"乌托邦"理想的蓝图，或者说"现实"的法治是根本拒绝那"在场"的"乌托邦"的。正因为如此，法治才特别关注对现实的人的现实生活、特别是关注对现实的人的财产权利和自由权利的充分而有效的保护。

"现实"的法治表明，它所奉行的不是社会优位观，更不是国家（政府）优位观，而是真实的个人优位观。正是真实的、独立自主的、平等且自我负责的个人构成了法治的真正的主体基础。这也说明，真正的法治必定是立足于真实的个人的有"我"的法治，只有在作为"我"的真正的"个人"基础上，才会有法治对"他"、对"社会"、对"国家（政府）"的规范性制度安排，这样的法治也才是有"人"的真正的法治。
因此，法治坚持以真实的个人以及真实的个人的真实的生存、发展与完善的正当需求优先。这是与人既有利己的本性又有利他的本性而利己本性是其人性基础的事实一致的。因为正如爱因·兰德在《新个体主义伦理观》一书中所反复强调的，如果社会是以放弃个体生命为代价的话，这种社会对人类生活就毫无价值，国家（政府）之唯一合适的道德目的在于保护人的权利。对个人及其权利和自由的保护正是法治的根本宗旨，也是法治之下的一切社会政治制度、组织与机构设置的正当根据与充分理由。这样，对待真实的个人及其权利的态度也就成了区分法治与非法治的关键：在法治之下，"个人权利的原则从道德的领域到社会体制都得到了表现，它作为对国家权力的限制，作为人类免受集体蛮横的力量的打击，以及把强权置于权利之下的方法"；在非法治之下，所有的制度"都把人作为他人目的的可牺牲工具，而社会本身就是目的"，同时，这些制度"也认为人的生命属于社会，而社会可以用各种方式来处置个人，只要它愿意。他所享有的自由是借助于社会的喜欢和同意而达到的，随时可以被撤销。"由此亦可知晓，法治的个人主义旨趣实即表达了社会和国家存在的真正原因乃是以真实的个人为基础和前提的，离开了真实的个人，无论是社会还是国家都不具有独立的正当合理的存在根据和充分理由。

就个人而言，在法治之下生活，信奉并践行法治，其首要前提也就是珍视自己，珍视自己的存在及其权利和自由，而不是完全的利他与奉献。爱因·兰德说得好："不珍视自己的人，也不会珍视他人或他事"，"只有理性利己的基础--公正的基础--人们才适合于一起生活在自由的、和平的、繁荣的、仁爱的和理性的社会中。"由此可见，有"我"的法治就是对真实的个人的存在、权利和自由倍加关爱的法治；也只有这种有"我"的法治，人们才会对其充满信心并身体力行地践履。
总之，我们所追求的"法治"一定是"现实"的法治，而"现实"的法治，必定是有"我"的法治；反之，有